2007年是刘苹果，2008年是刘跃进，2009年是刘高兴。
    他们三个，分别是三年三部描写农民工在城里遭遇的电影《苹果》《我叫刘跃进》《高兴》里主人公的名字。他们为什么都姓刘？可能和赵本山、小沈阳、丫蛋儿的姥爷都姓毕一样，纯属巧合。巧合的不只是他们的姓，还有他们做为农民工在城里讨生活的不堪遭遇：刘苹果在打工的洗脚房里被老板强奸，刘跃进在建筑工地赚的辛苦钱被劫匪的抢走，刘高兴这个捡破烂的则直接被城里人叫做“破烂”。然而看似相似的三个人，在处理自己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上却有了差异。
    2007年的刘苹果被强奸后，想不出有力办法维护尊严的刘苹果夫妻，决定让精神伤害化成物质赔偿。为了让强奸犯赔更多的钱，刘苹果的老公把自己的儿子硬说成强奸犯的，他让这次索赔看起来更像一场讹诈。虽然他们对自己的维护那么不得法，但是至少在身体和精神受了伤时他们还曾想到过对抗。
    2008元的刘跃进就连这种维权意识都没有了，他这个倒霉蛋儿完全被动地任由命运把他扔向由高官巨贾黑道白道人物推动的一个个事件里。导演安排了一种阿Q式的胜利法，让刘跃进的倒霉化成一场瘟疫，让狼遇到刘跃进这只倒霉羊后都能摊上倒霉事儿死掉，而刘跃进却能因此实现否极泰来，取得胜利。
    到了2009年，《高兴》里的刘高兴无疑连取胜的念头都放弃了，他以德报怨，用“高兴”面对生活的潦倒，用“高兴”化解与城里人的一切纠纷。他讲卫生，希望得到城里人的认同，他摘下鲜花送给患病的老人。刘高兴甚至把这种高兴传到到身体器官，他对同村的五富说：“赞美你的身体器官，它们就能愉快的工作。”或许是为了证明这句话的正确，五富最后竟然奇迹般地死而复活，复活的方法既不需要打针吃药，也不用请仙送神，只是那么坐上自制的飞机，飞到西安上空，到达一个至高点后，把胃里的污七八糟吐出来。就这么就活了。 
    导演将一种名为“山寨歌舞”的东西大量地应用在电影里，和其他山寨手机山寨照相机等一样，这些山寨歌舞具备山寨文化的一切特征，它以低质量、仿造性、平民化的方式将悲剧情节转为喜剧桥段，刘高兴进城的路上述说过往不幸经历用的是一段欢快的Rap，捡破烂的场景化成了一段胡同歌舞剧，甚至刘高兴的女友孟夷纯遇到无妄之灾，同居一个楼里的老乡们也能苦中做乐地搞出一段极具雷人效果的山寨慈善募捐模仿秀，郭涛、黄渤、苗圊等几个喜剧活宝卖力地恶搞，大有不雷死人不罢休的架势。
    从刘苹果到刘跃进再到刘高兴，这三年他们老刘家人在城市里，一步一步地退让，从试图维权改为糊弄自己。刘高兴决心用爱心化解了一切纷争，不亚于《非诚勿扰》里葛优发明的分歧终端机。影片结尾，刘高兴带着五富和按摩女郎孟夷纯奋力蹬车，他们飘飘欲仙，飞上蓝天，他们敞开大嘴，敞开胸怀，大唱山寨版“欢乐颂”，笑得那样没心没肺。
    可怜了我们这些刘姓的农民，在这三年中竟然没有获得一点关于自我或周遭环境的新知识。而我们的编剧们将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梦想，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这样举重若轻地化成了刘高兴无理由的幸福的傻笑。
    或许这就是一种山寨版的高兴，低质量、平民化、仿造性。难怪许多观众看完电影，笑过之后，又有点说不出的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