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官方如何利用躲猫猫调查树立政绩
躲猫猫事件是个大笑话,网友前往调查躲猫猫,是个更大的笑话。云南官方巧妙地利用这次事件为自己树立正面形象,看来已经成了该次调查事件最终的结果。
这场闹剧的滑稽结果一开始就是铁定的。
网民前往调查,必然的程序首先应当是听看守所汇报情况。
当躲猫猫事件已经被媒体广为关注、对云南官方和看守所严重不利的情况下,网民前往调查,对于这项全国关注的活动,汇报单位和汇报人精心准备汇报材料,设计对各种有可能提出问题的答案,统一内部口径,都具有充足时间。他们完全可以说想说的,隐瞒不想说的,当然也可以安排事件的关键证人回避,或通过具体措施让其提供伪证。笔者不是肯定云南官方进行了如此操作,而是理论上安全有这种可能。面对报告人诚恳的汇报,网民能说他们说的不对?如果说了,人家会向你要证据,对情况完全陌生、只有一腔热血的网民能拿出什么证据?这个环节先PASS。
其次应当是现场调查询问。
躲猫猫事件在半个月后才去调查,可靠证据有多少?这本身就是个很白痴的问题。看守所不像其他公共场所,它的闭塞性决定了旁证环节的严重薄弱。从理论上说,如此长的间隔时间也为根据需要增减证据提供了保证。调查过程中,由一支掌管看守所、熟谙司法工作的专业化队伍,应付平常可能连看守所都没有进过;法律常识都没有普及过的网民队伍,本身就没有可靠性而言。比如调查组成员风之末端曾幻想:“如果我们真的能调查出这个真相来,是否会意味着公检法这些机关就不用了,出事件来个网友调查真相就行了。”面对这样的“调查人员”,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当于成年人对付3岁小儿。现场解说员说什么,调查组成员只能信什么。
就是这么个大笑话,云南官方却大肆宣传,不仅推诿,还自说自话为自己贴金。省委宣传部长伍皓说:“这次活动我们是扩大网民参与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尝试,我们觉得能够让网民和社会公众参与进来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是不是进步,看网民的反应就知道了。倒是云南宣传部利用进了看守所便快乐地躲猫猫的傻小子的命案,好好搞了次闻名全国的政治创新。为此,全国人民应当一起玩一场躲猫猫,来庆祝中国社会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