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17世纪以来影响世界最深刻、最广泛的两种意识形态，后者稍晚些。二者都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产物，是工业时代来临科技发展和产业革命提升人的自信，人类生存能力空前提高，物质条件极大改善，促使人类大众自主意识普遍苏醒，强烈要求提高自身福利的直接反映。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人类对社会模式的构想。自由主义主导政治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化则形成社会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着工业社会两种发展道路，主导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二者两相比较，自由主义常被冠上“右  ”的标签，社会主义则被称为“左”倾激进。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切为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主张个人行为的自决和个人对自己行为结果的承担，主张建立自组织的“公民社会”，相信看不见的无形之手自发组织和孕育和谐社会的力量，反对对个人自由任何形式特别是以主权政府形式的干涉和侵扰。和封建专制相反，自由主义反对一切旧的封建权威，取消权力的统治地位，降权力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个人权利的守护者；主张人人都是人类平等的一员，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三大天赋人权，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主义推崇民主政治，主张主权在民，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和同意，权力授予和运用的程序合法性高于一切，主张有限政府，严格权力边界；主张自由、平等、无边界的市场竞争体系，反对设置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主张宽容，允许各种意见自由竞争，以理性和法律保障秩序取代暴力式的调节。自由主义提倡自由、平等、人权的理念，高举反对封建特权的大旗，打破几千年来少数人对权力和福利的垄断，谋求大多数人的福利，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普通民众的心声，得到了普遍的响应，汇聚成为三百年来世界自由民主化日益浩大的滚滚洪流。迄今，自由主义已从思潮演变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推动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展现出巨大的积极意义。

但是，自由资本主义至今尚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一是不均质的个体差异和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权导致的社会分裂及其对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从根本上动摇社会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基础，社会向两极方向分化，弱势群体处于孤苦无助的弱势境地；二是资本自发自私的逐利本性会导致资本和社会的严重冲突，还会引发经济失序而发生危机；三是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注定是一个欲望泛滥的社会，无节制和约束的欲望导致人类生活道德水准低下和人与人之间永不停休的激烈竞争，加剧个人的生存发展压力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人和社会永远笼罩在焦虑和浮躁之中，社会安祥和谐难以实现；另外，为满足人类物质欲望毁坏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人类面临着潜在的生态灾难；四是后进国家的民主化会导致社会的政治分化，降低政权的施政效率，使这些国家丧失整体发展的机会，相伴随的是其人民自由发展机会的丧失。对后进国家，民主化很大程度是噩梦，拉美国家、非洲、东盟民主化国家停止不前和俄罗斯趋于新权威主义就是正反两极的例证。

因此，自由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社会形态，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形式，更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自去年以来，自由资本主义又暴露出了深刻危机，并且危机在持续加深，其权威和正义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势必要对这一制度作大幅度的修正。
   

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一样是工业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模式。二者都主张谋取人类多数的福利，反对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社会主义更为彻底，它同时反对资本特权，主张取消私有制，从而铲除滋生社会不平等的一切土壤，最终消灭国家，消灭阶级和政党，消除两极分化，达到人人彻底平等自由的世界大同。作为一种理想，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具有最高的宣示意义。自由主义强调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为资本张目，因而也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则为最大多数的劳工阶层代言，谋求的是最大多数底层民众的福利和自由。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上，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任何力量对个人自由的侵扰都应当摒除；社会主义则对自发竞争状态下弱肉强食的“公民社会”导致的社会分裂等异化现象深感忧虑，不相信不加控制、自由发展的社会能带来社会公平和社会广泛的自由解放，应对之策是强调共性和集体主义，主张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社会化，以国家的形式平抑个体之间的差别，消除异化，为整个人类大同创造条件。

     经典社会主义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造成所有权的虚化，实际上取消了个人利益，个人之间利益的自由竞争宣告消失，这样就使得社会通过竞争获得进步的机制消失；第二，集体主义导致社会的差异化进程被人为终止，非个性化的社会单调、乏味、令人生厌而不能接受；第三，公有制意味着取消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人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势必全部依赖看得见的手——政府的计划安排，政府和组织掌控一切必然带来管理机构的日益庞大化，导致社会的僵化失调，终将导致经济、社会崩溃；另一方面，组织安排一切，意味着剥夺了个人自由，这和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自由背道而驰，即使目标再崇高也难挡大众的拒斥心理；第四，意识形态上标榜绝对正确和一元性，取消了思想的自由竞争，有极强的排他性，随之而来的是政治上的保守，社会创造力被窒息，导致国家和民族活力衰退；社会理论多具有道德宣示的特征，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真理性，用其指导实践多有误导之虞。最后，由于对权力的垄断和权力缺乏监督，势必产生特权腐败，特权的滋生和蔓延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权利平等，引发政治危机。

苏东巨变宣示了俄式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追求社会正义和最广泛的平等和自由的理想依然有光辉的价值，但其理论和实践必须采取全新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严密计划控制趋向宽松，体现出自由化倾向，在社会、经济领域尤其如此，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步子小些，逐步形成了兼具自由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特点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政治上的集权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结合，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结合，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的强力控制的结合，是典型的二元形态，是一种混合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其通过个人竞争释放能量和政府的高效组织爆发的效能足以证明它是后进国家成功的赶超战略，对一个落后国家，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其它目标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特别是在历史的巨大机遇期，应不失时机地集中精力搞建设。所以，中国模式是一个统筹战略的选择，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没有经济发展，任何个人的自由幸福和任何的主义都只能是空话。

但是经济发展上的成功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上的先进，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更包括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仅有经济的复兴是不够的，经济振兴应该前行，可仅有发达的经济必不能持久，真正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均衡发展的社会。目前，市场平等竞争缺乏健全规范的法制体系、特权腐败泛滥、政治民主化进程滞后是当下中国的三大隐患，一旦发展停止社会矛盾激化，随时都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应当在保持当前体制优势的同时，对潜在隐患预作有针对性的制度性安排，作出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的变革，防止其演变为社会危机，此乃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切不可采取保守的方式粉饰太平，心存侥幸，讳病忌医甚至抗拒变革。须知面对历史展示的大趋势，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可能抗拒，只可顺势而为，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假如中国继续沿着从高度集权的社会模式向日趋宽容自由化的方向演进，也许能为人类发展提供一条有别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世界对此充满期待。果真如此，中国将对国人和人类做出历史性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