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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许纪霖谈莫言

2013-01-18 19:05:05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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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薛莉 实习生:陈亦珈

【编者按】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东西方学界争议声不断。FT中文网就此采访了旅美学者刘再复教授与中国学者许纪霖教授,请他们就一组相似问题作答。刘再复先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许纪霖先生从知识分子人格的角度,对莫言获奖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为解读“莫言现象”提供了多维视角。我们将他们的回答整理汇编于下,以飨读者。


 

FT中文网:莫言获奖,以及莫言的诺贝尔颁奖发言稿引发了很多争议,一些批评者评价他为“乡愿”,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的?

 

刘再复:诺奖影响巨大,莫言获奖后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正常的争议应在“审美判断”的范围内进行,即讨论其文学水平是否名符其实。但目前对莫言的争议中却设置了太多“政治法庭”与“道德法庭”,指责莫言为“乡愿”,就是一种严酷的、肤浅的带政治性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所以浅陋,是因为它完全没有面对莫言的“根本”即莫言的文学创作。莫言的深邃精神内涵和“莫言”这个名字所呈现的良知方向,全在作品中。只要阅读一下莫言的作品,就会明白莫言在作品中表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道德勇气和道义水平。在政治高压之下,有这种勇气和水平很不简单。从《透明的红萝卜》到《蛙》,他的所有作品都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黑暗,也都直面中国国民性的黑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的呼唤,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火热的正义感与道德感。莫言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部中篇小说,八十多篇短篇小说,五部散文集,九部影视文学剧本以及两部话剧作品。莫言著述等身,但只要读一部《天堂蒜苔之歌》,就会感受到作品中磅礴的浩然正气和大悲悯之心。小说中的中国人是那样贫穷,那样可怜,那样卑微,那样悲惨,那样无助;而站在中国人头上的乡村小官僚又是那样凶恶,那么残忍,那样虚伪,那样狡黠。读了莫言小说,再麻木的心也会哭泣。像我这样曾被莫言的道德勇气所感动的人,听到有人说莫言是“乡愿”,觉得这完全是对莫言人格的歪曲。

 

当然,作家的现实主体性与艺术主体性是有差距的。莫言在写作中把个性、人性、野性甚至“魔性”发挥到极致。作为作家,莫言时而像大魔术师,笔下的语言魔术、情节魔术、主题魔术、手法魔术等变幻无穷;时而像“撒旦”,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讲起故事更是“颠覆性叙事”,把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叙事”和“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完全颠覆了。但我们不能要求莫言在现实生活中,也应充当魔术师也应充当撒旦。我觉得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一些政治性难题确实“不懂”、“不开窍”,确实有些“懦弱”、“幼稚”。然而,恰恰是这种“幼稚”和“混沌”才使莫言成其为莫言。倘若他政治非常成熟老练,善于“斗争”也善于迎合,我们这个地球就没有“莫言”这一巨大的文学存在了。我喜欢莫言,正是喜欢他在写作中才华横溢,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点傻,常常会冒傻气。要是莫言太聪明,决不会有今天的文学成就。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大英雄郭靖,正因为他有点傻,所以才能学到“降龙十八掌”的真功夫。黄蓉因为太聪明,所以只能学到“打狗棒”的小功夫。莫言就是文学英雄郭靖。

 

许纪霖: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的专家,不是文学批评家。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评论莫言。我是把他视作当代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来评论的。既然作为知识分子出现,人们不仅要看他的作品,也要看他作为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东西。这就像他的作品一样,同样要受到公众和批评界的监督。

 

在今天中国的制度环境内,知识分子在有些事情上有所进取,是有难度的。比如,你公然声援艾未未,是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的。要求知识分子做这些事情,是不公正的。甚至,我个人可以原谅,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他被迫退席,还有他说的那些话,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些场合,他的确有压力。我对莫言的批评主要是两件涉及到知识分子底线的道德问题:一个是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是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说实话,这些事,就是不做也不会付出什么代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底线。如果,莫言是一个坚定的左派,相信薄熙来是对的,至今仍相信《讲话》是好的,那我即使不同意莫言的政治立场,我依然在人格上尊重他。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举动,要么说是幼稚,要么说是无聊,无论是哪一种,我都称之为一种平庸的“乡愿”。

 

FT中文网:被批评者诟病最多的是莫言以作协副主席身份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以此质疑他作为作家的人格,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刘再复:又抄写,又解释,这又是冒傻气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基调是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以政治标准为评价文学的第一标准,甚至要作家诗人成为不穿军装的军队。这种基调导致二十世纪下半叶前三十年的文学严重政治化,以致使文学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形式,危害极大。因此,至今还发动作家抄写这篇讲话,坚持“讲话”的精神,显然是荒谬的。莫言参与抄写,显然又犯傻。但他不是投机,而是犯傻。我能理解莫言,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投入文学创作的人,文学写作是他的第一生命,绝对生命。为了保护这一绝对生命,他把其他事情看得不那么重要,也不会认真地动脑筋,甚至没有什么感觉。许多才华横溢的天才面对政治性游戏都很“麻木”、“糊里糊涂”,莫言也是如此。他的这一行动顶多只能算“幼稚”,不应以此对他进行人格裁判。

 

 

 

FT中文网:您如何看待中国作协副主席和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关系?

 

许纪霖:我觉得莫言有什么身份无所谓。即使今天莫言是作协主席,如果他够这个资格领奖,我并不认为这个身份有多么重要。强调“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可以视作海外的偏见。海外最主要的是以身份划分人,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体制的不了解。中国现在有很多对体制有抵抗的人,不仅在体制外,也有在体制内的。问题不在于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而是你是不是对体制有距离感,有警觉,在体制内部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是最基本的。

 

前阵子有人盯着贺卫方说:你是党员,怎么还不退党?这个很荒谬啊。我也是中共党员,1984年入的党,在北大打出“小平你好!”的时候,我们那时对共产党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热情。我曾经写过李慎之和王元化,我把这两位我非常尊敬的中共党内的老人,称之为“老派共产党人”,这是李慎之的话。所谓“老派共产党人”,是为理想而加入共产党的。早期的共产党是充满着理想的,我们当时在80年代初的时候,是怀着这样一种理想加入共产党的。所以,我不是说莫言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怎么样,这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思想懒惰的偏见,是不能放在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的。对莫言的批评不在于他是党员或者是作协副主席,而在于他本来应该有所不为,也可以做得到有所不为的,但他却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人生的污点。

 

刘再复: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有威信,是它历来只看“作品”,不看“头衔”。诺贝尔没有势利眼,诺奖没有势利眼,这是诺奖一以贯之的尊严,也是诺奖赢得全世界敬重的原因。

 

“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共有十四人),是莫言的世俗角色;而“作家”才是莫言的本真角色。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写作的成功,正是他一直坚守、捍卫住自己的本真角色,让本真角色像天马行空,鲸鱼跃海,充分地放射内心蕴含的光和热,从而写出世纪大画卷式的文学传奇。至于世俗角色的“作协副主席”乌纱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也不足挂齿。他自己曾说:“在中国大陆,高官意味着有车有房,有一切优厚的待遇。但我这个副主席是挂名的,不在职的,所以一切照旧,该骑自行车去买菜,还是得骑自行车去买菜;去医院看病该排队,还是得排队。尽管如此,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了,很多人见到我叫‘莫主席’,我听了以后很不舒服,很不适应。谁若叫我莫主席,我认为他不是我的朋友吧!谁叫我莫老师,我觉得他可以成为我的好朋友。”(引自“文学与我们的时代”,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莫言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莫言这段表白是真实的,我完全相信。和莫言相遇相处过的朋友都告诉我,只要和莫言有所接触,就会闻到他全身都是作家味,泥土味,根本没有半点“作协副主席”味,更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味。莫言获得这么高的文学成就,他根本不需要作协给予的头衔。是作协需要莫言,而不是莫言需要作协。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当了“作协副主席”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以赤子情怀和大自由的心态,发表痛快淋漓的讲话,毫无八股腔调。这说明,“乌纱帽”根本不在他的脑子里,更没有成为紧箍咒。带上“齐天大圣”名号的孙悟空还是孙悟空,带上“副主席”的魔术师还是魔术师,带上花纹的大鲸鱼还是大鲸鱼,这才是关键所在。把“作协副主席”看得很重要的不是莫言,而是莫言的质疑者和文坛表象的看客。顺便提一句,十五年前,我曾说,一个托尔斯泰比一打苏联作协还重要,千万不要把“作协”看得太重要。

 

FT中文网: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和机遇在哪里?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刘再复:我出国前,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是政治的干扰,现在又多了一个“经济市场”的干扰。但根本的困境并非外部环境,而是作家本身内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给的,也不是政府给的,而是自给的。只有自己意识到自由,觉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说莫言是“黄土地上的奇迹”,正是因为他在一个最贫瘠的乡村里,也是在一个很难生长的土地上,却自己长成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长环境恶劣到极点,“困境”困到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机遇却在苦难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个案。曹雪芹在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隐姓埋名,却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经典极品《红楼梦》。莫言给作家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启迪之一是他告诉人们:饥饿,苦难,贫穷,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学最好的摇篮。

 

不过,外部人文环境的自由宽松也确实有益于创作。但中国的人文环境还是有问题。我因为是高行健的挚友和研究者,就切身体验到被禁锢的伤痛。

 

像高行健这样的汉语写作天才,至今他的作品还不能进入他的祖国,还在被禁锢,连他的名字也不能在书刊上自由出现。我所写的研究高行健的书籍与作品也还不能自由出版。此事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耻辱,也是我的心灵困境。我了解一点“全息论”,从高行健这滴血,我感受到当代文学全身的许多信息。不过,我也看到,像莫言这种“颠覆性写作”和他的批判力如此强大的作品还能在大陆畅通无阻,说明当下写作的自由度比我在国内的那个时期强多了。莫言获奖对于那些真爱文学、真把全生命投入文学的作家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谓积极影响,是指创作心理影响。“彼能往,我亦能往”,这一心理肯定会在当代作家中扩大。

 

前些天我到李欧梵家,他送我《人文六讲》,便说到西方英美小说想象力的贫乏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其生活体验太有限了,身边的现实不够多姿多彩,对历史的回忆皆从书本中来……唯一可以发挥的就是叙事技巧。然而,技巧没有想象力的支撑和现实的视野,也只能落于玩弄文字的层次。所以有些理论家认为:文学原创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参见《人文六讲》第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教授所说的这一西方文学困境,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机遇。中国当代作家经历的生活不仅多姿多彩而且还经历过莫言似的大苦大难,大爱大恨,生活体验刻骨铭心,倘若能够充分表述,一定会有成就。莫言的代表作全是既有现实的深广度又有想象的视野。其成功的密码正是在这里。他的震撼力来自开掘现实的深度加上非凡的想象力。而凡是刻意经营技巧的作品,如《十三步》,倒不那么动人。莫言给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基本经验,乃是敢于冲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敢于直面现实、直面人性,把苦难化为资源,把困境化为机遇,把“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化作长江黄河似的壮阔审美形式,并非叙事技巧。莫言的成功,不仅启迪了中国作家,恐怕也能启迪欧美作家,也许还能刺激他们从沉迷于“叙事技巧”的傲慢中解脱出来。

 

许纪霖:中国文学如果要发展,最好就是纯文学回归到文学本身,有一个自由的空间,比较少地受到制约。一个是环境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另一个就是能够超脱于市场和金钱之外。国外的一些优秀作家,是被大学养起来的,成为驻校作家,或者得到基金会的资助。这些资助是没有条件的,让你过体面的生活,或者仅仅是维持温饱的状态。但是今天,很多作家,有非常功利的目标。过去说,文学为时代写作,为民族写作。后来,有些作家说,为自我写作,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作家,开始为金钱和市场写作,现在又多了一个为诺贝尔写作。

 

莫言得诺奖,很可能带来的会是负影响。我最近看到一个排行榜,15本书中13本是莫言的,大家只读莫言,而忽略了其他作家,以为莫言就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这样一个商业市场里,如果赢者通吃的话,就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其他的作家更被忽略,除非别的作家又拿了一次诺贝尔奖,所以说是负影响。这使得一部分作家开始向莫言学习,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生产自己的作品,目前来看只会有负影响,而没有丝毫的助益。

 

FT中文网: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如何看待莫言获奖?

 

刘再复:我于今年十月来到香港,之后则到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国内的广东、云南旅游,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所以也不知道文化界、知识界对莫言获奖如何看待。但陆陆续续还是读了一些报刊也陆陆续续听到一些香港朋友的评说。我很高兴,看到香港不同派别的报刊都像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地在头版头条用巨大的篇幅刊登莫言获奖的消息,也很高兴地看到《明报月刊》、《亚洲周刊》、《城市文艺》等刊物出版“莫言专辑”,衷心礼赞莫言。与此同时,也读到一些报刊批评莫言的政治性言论与行为,例如在法兰克福书展时“退场”的政治行为和回应媒体的答卷。莫言的答卷我能理解,香港媒体对他的批评我也能理解。

 

FT中文网:现在所有的争议都是围绕在人格和道德层面,如果单从作品来讲,它的文学性你怎么看?

 

许纪霖:作品的文学性是见仁见智的,我不想对他的文学做太多的评价,因为我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我想说,从文学角度而言,和他同一个水准的有一批人,而不是他一个人。也就是说,莫言获奖有理由,王安忆、余华获奖,也同样都有理由。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莫言,但是我想欧洲人喜欢。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的崛起,不能以被西方承认来作为标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国际各大奖项中的一个而已,它当然重要,但它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最高的尺度。如果是唯一的最高的尺度,我们倒要反省了。中国的奖,譬如茅盾奖、鲁迅奖,为什么大家就不承认呢?问题在哪里呢?像日本的芥川奖,在日本的文学界、媒体和公众里的分量,不亚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芥川奖这种份量的奖呢?现在中国,上上下下,从政府,到媒体,到老百姓,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了,好像只要诺贝尔文学奖承认我们了,我们的文学就被承认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一些学者、文学评论家以他们的眼光看出来的一个标准而已,多多少少有点东方主义的偏好。如果我们把这种偏好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价值标准,那么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但从莫言得奖以后,上上下下引起的狂热来看,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精神堕落的一个标志,失去主体性堕落的一个标志。

 

 

 

FT中文网: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意义?

 

刘再复:这个问题我已在接受《亚洲周刊》江迅兄的采访时说过了。采访录发表在十二月二十日这一期上。我从表层意义谈到深层意义。表层有“关注”意义,即推动和吸引世界更多的眼睛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还有“鼓舞”意义,即鼓舞中国当代作家更有信心、更有精神地写作。而主要是“启迪”意义,这是深层意义。莫言给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启迪是: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的创造完全可以像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手法均推向极致,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应是文学创作的文本策略。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全科玉律放在眼里地创造。莫言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鲁迅在一百年前作《摩罗诗力说》,就期待中国能出现敢于蔑视教条的摩罗精神、撒旦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FT中文网:有时候文未必如其人,有些人文章很漂亮,做人很苟且。那您能宽容一个人的人格和他写文字的风格是不统一的吗?

 

许纪霖:如果做人只是不善,一般意义上是可以宽容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底线,那不在宽容之列。譬如说,培根,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在历史上,有很多小人的、卑劣的行为。我们不能因为培根那么伟大,那些东西就要为尊者讳。这一点,中国古代儒家是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的。今天呢,知识、文学和道德实践,似乎已经是二元化的,这也可以理解。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做一个圣人很难,这不应该作为对大众的标准。但一个人即使不能成为君子,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底线。儒家的问题在于,要求太高,要么是君子,要么是小人,其实这两个标准之间,大部分人都有可能做到,那就是正派人,也可以说至少是个狷者,能有所不为。这对每个人都应该是有要求的。而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就该更高一些,因为你已经从公众身份上得到很多了。现在中国的公众人物,要什么好处的时候,就说我是公众人物,我是有身价的,是有市场价值的;但面对道德标准时,他又混同于一般人了,说我也是个人嘛。这其实是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

 

我在发表过对莫言的批评后,网络上也有很多网友指责我不宽容。宽容跟乡愿不一样,宽容是有限度的。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一个价值标准,这叫乡愿。对恶宽容,那这种宽容就是一种平庸的恶。莫言只是平庸,没说他是恶。但是否能对平庸宽容,也要分两种情况,要看涉不涉及到底线。一个人如果没有表现出美德,你应该宽容他,比如看到老人他也没站起来让位;但如果一个人连底线都没守住,那不是宽容能够容纳的了。

 

 

FT中文网: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一个作家在现实中比较倾向于妥协,但在文学作品中,却能够保全他自己的精神追求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许纪霖:有,当然有。在纳粹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专家和学者。文学当中有坚守,现实中却很软弱。这恐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况。我忧虑的也是这个状况。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文革完全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当中有一些积极表现的人。我自己是研究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在知识分子内部,积极表现的是少部分人,勇敢抗拒的也是少部分人,大概也就各占10%,大部分人,80%的人,都是随大流。有些人内心很清楚,但是很软弱,该守的没有守住。譬如说冯亦代,60年代,章诒和揭发他做卧底。冯亦代是个公认的好人,但是有些界限他没有守住。也有些人,连这个意识都没有。中国历次运动的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

 

有时候又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现实生活中越平庸,作品中越是勇敢无畏。这很像以前德国的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当时也是在非常专制的环境内,在现实中非常软弱,但是他们的哲学又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从康德到黑格尔,整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反省,痛定思痛。让我惊讶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不过就过了三十年,大家突然都忘记那段历史了,歌颂唱红打黑的人里面也有是经历过文革的,怎么就轻轻地放下了呢?那段历史的记忆在哪里呢?

 

巴金老人晚年写了忏悔录《随想录》。他忏悔的是,在被吃之前,他也在吃人,他也参与去批判别人,他觉得他参与了作恶。巴金老人发表《随想录》的时候,大家都肃然起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巴金老人那样做。但是今天你看莫言做的事情,已经没有人有这样的警醒。既然可以原谅莫言,也就可以原谅自己。歌颂重庆唱红打黑怎么样,《讲话》抄了又怎么样,好像已经无所谓。90年代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犬儒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与莫言相比,我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总体。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我也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莫言,也就是内心的软弱,双重人格的,乡愿的那面,平庸的那一面。我特别声明,也包括我自己。我每天也在和内心中的“莫言”作斗争。我今天它们的存在,也就是让我们警醒。所以,我今天批评莫言,也是一个警醒和自我警醒。我不在乎莫言怎么样,莫言对我太不重要了,但莫言现象对我们太重要了。

 

FT中文网:您80年代起就与莫言有交往,对莫言这些年来在文学与文学领域的发展,您有何评价?

 

刘再复: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与他有一段课堂之缘。出国之后,邀请我到科罗拉多大学的葛浩文教授,罢黜百家,独尊莫言。他不仅翻译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着莫言的名字,像和尚天天念经,于是,我也跟着念,跟着注视莫言的文学步伐。从一九八四年秋天至今将近三十年中,莫言给了我四次创作的冲击波。第一波是他的中篇小说也是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艺术完整,基调凄楚动人。其主人公黑孩,未说一句话,却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和中国人承受苦难的人间最顽强的生命力。其文学价值决不在《阿Q正传》之下。冲击波的第二阶段是小说《红高粱》连同电影《红高粱》的出现。这部小说从语言上说缺少《透明的红萝卜》那种无穷韵味,但在精神上却进一步把生命之火点燃,同时又颠覆了历史,即颠覆了习惯性的权力叙事。第二次冲击波,是《天堂蒜苔之歌》和《酒国》。这两部作品,一部是现实写作,一部是荒诞写作,二者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批判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第三次冲击波是九十年代中期所作的《丰乳肥臀》,此部长篇把《红高粱》的历史解构推向极致,尤其是把中国人种退化的叙事推向极致。这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个人化)的百年中国沧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运史。此书像重磅炸弹似地一扫教科书的惯性叙事。最后是新世纪的第四次冲击波,《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一部接一部地爆炸,既是在“文坛”的空中爆炸,又是在读者的心中爆炸。我注意到,莫言每一部小说都在突破自己,对于一个已经创造出八部长篇小说的作家,要突破自己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但莫言却不断变幻自己的面目和手法,把想象力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被第四冲击波震撼之后,我已确信,莫言是一个产生于中国的巴尔扎克似的伟大作家。此次他获诺奖,只是给这个大作家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

 

 

 

 

 

至于这二、三十年莫言在文学上有什么发展?这是个大题目,恐怕得待莫言研究者去探讨。我只能说说印象:莫言的第四冲击波比前三波写得冷静一些,而且更重审美形式,更可回味。或者说,笔法更成熟,思想性与艺术性更为统一。《蛙》的后半部甚至隐含“我”和“姑姑”的忏悔意识;“姑姑”一生激进,扼杀(强迫流产)了九千多婴儿,晚年却和丈夫捏了九千多个泥娃娃,而且最后捏的那一个,象征的是“我”的精子的婴儿。这种救赎情怀说明莫言在“一泻千里”的写法中已放入“冷观”与“审视”,很值得研究者注意。十月中旬我读了许子东教授评《蛙》的文章,看到他早已注意了这一点,他在阐释“泥娃娃的隐喻”时,指出“这是一种奇特的忏悔”,很有见地,也对我很有启发。他的《生死疲劳》,更是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的完美结合,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

 

除了小说文本的“发展”。去年十二月二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讲述“贪官也可怜”,把“贪官”也视为一个“人”,也从人性的视角去看。这说明莫言已经不再把批判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而是把“盯着人”、“贴着人”、“抒写人”作为写作的基本点。这种意识的自觉,正是莫言的“发展”。他获得诺奖之后所发表的言论,非常低调,一点也不激愤与亢奋,这也说明他的主体意识比前期冷静。我认为这是他的进步。

 

FT中文网:莫言的英文翻译葛浩文教授,是您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同事与朋友,您对他有所评价吗?

 

刘再复:葛浩文教授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值得中国人尊敬的翻译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家。他是犹太裔的美国人,除了英文水平高之外,其中文语言能力恐怕没有另一个外国人可以和他相比。他的中文说得比我好。他比我大两岁,数十年来他把全生命投入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尤其投入的是肖红与莫言。他和夫人林丽君教授,都极为勤奋,常为一个字、一个词的翻译而终日苦思苦索,其精神真是令人感动。迄今为止,他们已翻译了鲁迅、肖红、陈若曦、白先勇、王祯和、朱天文、张洁、贾平凹、李锐、杨绛、李昂、黄春明、古华、苏童、阿来、韩少功、虹影、王朔、艾蓓、老鬼等作家的三十多部小说,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他的翻译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部分代表作,不管有没有销路,只要是好作家好作品,他就翻译,完全没有商业需求。他还和他的学生蔡元丰组织翻译我的文学理论,这项工程,只有辛苦,完全无利可图。一个外国人,能够对中国文学如此深情,能够如此为中国文学付出毕生心力,能够翻译出如此大量让西方刮目相看的作家作品,其功绝不在治水的大禹之下。对于这种一个中国文学的伟大朋友,我只能向他表示最高的敬意。至于翻译水平,我因为英文不好,没有发言权,但美国那么多出版社的英文编辑,绝对不是瞎子。他们选择葛浩文,信赖葛浩文,完全选择对了,信赖对了。他们最有发言权。总之,我衷心钦佩老葛这位“性情中人”,这位为中国文学天才双手握笔、两肋插刀、一往情深、一以贯之的语言巨匠。

 

(责编:薛莉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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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主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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