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曾为陈独秀进北大造假履历

国学大师文怀沙造假履历之事，将文大师头顶的臭氧层戳开一个巨大的天窗，想必文先生芒刺在背。在这个连自己看着老婆生出来的小孩都需要DNA鉴定的时代，人们原以为众人皆脏大师独净，可自打余秋雨余大师被揭，近期陈明远在余大师将上戏的博士后点说成自己的博士后点的高昂情绪中，继续穷追猛打。

活着的大师让人看见了底裤上的花纹，已故的大师也有人揭，而且揭的有根有据。早在几年前，复旦大学博士生庄森发表文章，题目叫《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内容说，蔡元培（孓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蔡大师帮着陈大师作假，陈独秀陈大师安心享受，这种领导给看得上的亲信作假，应当比余大师、文大师的个人包装更为惹人注目。

林拥护孔子，反对打到孔家店众人皆知。1917年，他写了两篇小说，没有指名道姓地暗含了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批判。这一拐弯抹角的做派，比起此时教授们公开在讲坛上攻击同事的学术观点，乃小巫见大巫。只不过林琴南撞着了正为反孔找不到活靶的新文化一派，而且这派首领恰好是蔡元培亲自请来的红人陈独秀。陈先后让钱玄同和刘半农化名写了赞成和批驳林琴南观点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用双簧戏的手段对付暮年的林大师，这或许是学术自由，当然也是教职工关系问题。一帮年轻人制造罪名，对一位年长的同事穷追猛打，蔡先生并没有干涉他们。可后来，当陈独秀因狎妓成为众矢之的时，作为校长和进德会成员的蔡元培安排内部会议，以体面的健康理由使陈独秀离开文科学长之位，降低其名誉损害程度，尽心保护自己的心腹。

对林琴南就不同。1919年，林同样采取婉转手法，写了小说《荆生》，影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林文不论存有多少让新文化一派遭受打击的幻想，但《荆生》毕竟是小说，而且里面没有点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诸位的大名。可年轻气盛的新文化阵营再度对老夫子发起猛攻，煞有介事对林氏大张挞伐。李大钊、陈独秀在报端制造出浓厚的恐怖气氛，肯定林琴南已经勾结门生、北洋军阀大员徐树铮要来北大镇压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没有制止陈、李等人无中生有将纠纷扯为政治事件的作为，却对林氏毫不客气，在此后林接连道歉的情况下，公开登报对其批评，毅然开除马上将从北大毕业的林的学生张厚载，因他一直在传递对新派不利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大都不是假的。

关于上述问题，有人援引腐败有时也是生产力的结论为这一事件张目，说蔡元培对陈独秀的保护，志在保护新文化运动。以良好的结果来抹去起先的不良动机和做法，似乎蔡先生如被消毒水洗过一样，万事纯洁。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相情愿的幻想。一所大学的首脑，没有左膀右臂是无法运转的；在中国社会，丝毫没有营私舞弊更是寸步难行。只要承认这种大白话前提，排除先入为主的思想导向，我们就可以看出，蔡元培对陈独秀的宽容和包庇，时常所说的“兼容并包”和保护人才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无法解释得通，人情因素很显然。

设计出五四一代道德完人，起因于人的认识局限。

人们常常认为过去是好的，未来是可以建设好的，只有现实一团黑暗。固然，每个时代有所差别，但更重要的原因，实际是因为自己只能切实感受到所处时代的黑暗，对于往昔或未来，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痛，或者人云亦云。当时的北大无论如何美妙，但毕竟是人的活动场所，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别的不说，就说林琴南，这位极有涵养的名士便在那里受尽了新文化一派随心所欲的羞辱和人身攻击，这种丑化代代相传。即使时人今天将孔子讴歌的甚嚣尘上，为满世界的孔子学院、亦即孔家店张灯结彩时，依然不肯体谅近百年前林老夫子拥护孔子的心情，嘲讽他热爱孔子，反对他对新文化阵营有所指陈，依然摆脱不了造过假履历和替人造假履历的大师们为他绘出的小丑图谱，人们巴不得林琴南的下场再悲惨一些才热闹、过瘾。

大师出现肠梗阻，不是人家错了，是我们有问题。再回到前面，除了余秋雨，似乎其他人没有自封大师的。你叫他们大师，奉承他们，那是你活该；大师作假和干坏事，也是由来已久，别看人家说什么、名气有多大。揭露大师作假是应该的，因为他们仗着捏造出来的名号招摇，侵占别人饭碗里的食物。但不论是将大师当作圣物顶礼膜拜，还是对大师的瑕疵一惊一乍，都说明我们还处在精神上的奴隶社会。至于要问大师为什么作假，幻想有道德完美无瑕的大师，这未免太白痴，套用年轻人常说的话：摸摸额头你是不是发高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