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谢凡）日前，由信孚教育集团主办的“第三届信孚公益论坛”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十届全国青联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李成贵，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王渝生，著名民办教育家信力建，著名学者陈丹青，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中央教科所学校教育研究部主任刘惊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蒋高明等50余位各领域知名人士，在充分交流讨论的基础上，共同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建言献策。
    参与论坛的人士充分结合中国国情，从理性、建设性、可行性出发，就具体问题展开具体讨论，并将最终形成操作性强的建议案，如探讨非户籍人口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存在的现实问题与对策等。
    据悉，论坛组委会将编辑《50余知名人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建言集》，将其统一提交给规划纲要意见收集组。随后，该《建言集》中的优秀方案，将在媒体陆续发表，并计划出版《我们的建议——50余知名人士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建言献策》一书，并将本书赠送给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　观点展示

    规划纲要应达到三个层次目标

    出场嘉宾：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博士

    王烽：我主要从我参与的教育改革与制度创新研究的专题去谈我的看法。我们这个大的专题里包含了5个专题。第一个是教育行政制度改革，这是一个重点、关键；第二个是现代学校制度；第三个是民办教育，就是办学体制；第四个是教育法制建设；第五个是教育开放，即教育开放事业的发展。这个研究报告初稿已经出来了。下面我想谈谈纲要的将来要达到什么目标，即关于它的功用、功能的一点看法。我特别同意专家提出来的，纲要应该有三个层次的目标。
    一个层次是高目标，高目标是什么？要解决教育根本问题，这个要通过深刻的思想解放大讨论，然后系统设计问题。第二层次的中目标是什么？要解决现在和长期阻碍教育发展的重大体制问题，比如说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民办学校分类管理问题，教育的公益性和赢利性问题。最低层次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最紧迫的问题。作为一个12年的规划纲要，这三个层次都要有。但是，重点放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从操作上来看，应该是重大问题、紧迫问题。
    我在调研过程中有一些体会。第一是思想解放，作为研究者，主要是要实事求是，要抛开一些过度的担忧和小心谨慎。第二是教育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相互配合。第三是既得利益，冲破一些既得利益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比如说取消学校行政这样一个问题，要涉及到什么？公众自身有时候是改革的动力，有时候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比如说高考，我们以前的一些制度一些模式形成了一些既定的秩序，这些秩序他们已经适应了，你要改变这些秩序使他的孩子将来参加高考变成不可预见，不如现在可以预见，那么他也会反对。

    将德育实效的探索浓缩进纲要

    出场嘉宾：中央教科所学校教育研究部主任、德育研究中心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十七大文件起草专家组成员刘惊铎教授

    刘惊铎：我想结合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谈谈德育实效的问题。
德育实效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考察它。第一，我们现在的人才标准究竟是什么？原来我们定的人才标准到今天应该不应该做一个界定，做一个调整或者更加明确一些。在人才标准确定上，从德育实效的角度我们考虑，怎样的人、怎样的行为才是道德？比如说我们过去把人才作为顺应型的一种人才，比如说他听话。在评“三好”时，或者评一个好学生，或者父母对孩子的评价，都是看他是否听话是否守纪律。现在经过反思，那么规划纲要制定时，应该对此做一个定位。我曾在一篇评论中说过，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制定一定要和十七大的精神相匹配，十七大精神强调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号召、一个价值导向。
    第二个考察视角是，怎样才算有效？都说德育实效低，那怎样才算有效？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说培养的人如果听话就是德育有效，但是一个班，班主任进了教室孩子很乖这没有问题，这好管。但是一个省的人、一个地区的人都很乖，再放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整个中华民族都很听话，那么，他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创造思维、独立的做人意识和独立的人格这样一种坚守。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去反思他是否有问题？
    我这里有一个关于中小学生的调查数据，是调查者当中受到思维定势影响在创造力上存在过于严谨和遵从权威的倾向的一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一个迹象，表明现在青少年的创新和独立的思维与意识有一些弱，而且根据跟踪调查发现，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的观察想象能力有日渐削弱的趋势。而且越想争当好学生、想做“三好”的学生，他这种情况越是突出，他越乖越听话。
    那么，我们的德育怎样才算有效？根据我们的实验，我认为有心灵回应的德育才算有效。当你讲德育的时候，我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回应，我觉得这是激发了我生命的潜能，凸现了人的生命价值，我觉得这是有效的。如果你讲了以后我记下来考试考了个满分，越来越乖了，越听话了，越不敢去讲了，不要说诺贝尔奖，他对于身边生活的创造性思维都有问题。我认为这个德育的有效在价值观上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个考察点，怎样才能有效？根据我们的实验，在微观上方法科学了，它会相对有效。也就是说，如果把师生关系、亲子关系调整了，优化了，德育会相对有效。从宏观上说，我们的政治要归位，在整个德育过程中真正体现以人为本。从操作的立场，要借助一套有效的德育模式。改革开放30年来，已经有一些有效德育模式的探索，可以借助这次机会做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性的总结，把一些好的经验浓缩在规划纲要里，我想这样可以提高它的科学含量和国情含量。

    建议高考多几道工序

    出场嘉宾：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王辉耀

    王辉耀：我想就改革高考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我的女儿去年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感觉国外的高考比较全面。第一方面，在北美的这种高考，一年有很多次，比如说一年6~8次，一次考不好可以不报考学校，直到学生满意，再通知报考学校。科目也可以有选择地来考，我觉得这种制度比较人性化。第二方面，学生在学校期间的成绩也应该作为一个参考。第三方面，将社会公益活动，包括校园活动作为高考录取的一项参考。完全培养学生围着高考转的应试教育，对学生综合能力、社会能力、社交能力的培养都是非常不利的。第四方面，教师的推荐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第五方面，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还要写一篇周密而又逻辑性强的作文，谈高考志愿，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第六方面，就是面试，委托校友或者电话面试。
    我认为，比较人性化的高考应该涵盖这六个方面、六道工序。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条件，社会诚信逐步在建立，学校的自主招生权也逐步在扩大，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改革我们的高考？
    我们要打造创新型的国家，需要大量的创新型人才，高考制度如果不改进的话，很难培养出这种创新型人才，也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我认为改革高考制度一个很关键的方面就是要改革我们招生的思路。如果把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改革成这样六个指标来衡量的话，可能对学生的要求会有一个大的逆转，那么以高考为中心的培养方式也会有逆转，中国学生的水平、质量和创新思维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想这是一个改革的关键所在。

    莫将孩子置于“拔根”状态

    出场嘉宾：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少年儿童研究》总编辑孙云晓教授

    孙云晓：我今天想谈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世界瞩目，文化生活比原来突破了很多，但是中小学生的体质不断下降，有些指标达到二十年来的最低点。我分析发现，影响青少年体质的主要因素有三方面：一是睡眠，二是营养，三是运动。
    我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从1999年到2005年做了两次全国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讲到营养，能吃上营养餐的学生也是很少，能喝上牛奶的孩子在农村也不多。而我们的营养餐都是由一些企业来承包，为了赚钱，有的企业拼命降低成本，因而一些中小学总有中毒事件发生。关于运动，中小学生的运动现在非常不足。现在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越是现代化的社会，越要亲近自然，越要实践体验，而现在中小学生野外的活动，春游、秋游、夏令营等，都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成为一个很荒唐的现象。学校也几乎不敢鼓励学生出去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安全问题。
    一个教委主任跟我说，他们去年打了十二场官司，都是意外伤害，没有一场是赢的。所以有的学校干脆什么活动都不组织了。有的减少体育活动，有的要求下了课不许出教室。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提两个具体建议，按照国际上的相关经验是这样处理的：
    第一，首先是国家专门拿出一笔钱，来为学生上保险，同时，倡导学生家庭给学生上保险。一旦出现意外伤害，就有专门机构来解决，有一笔钱去赔偿，所以家长不会找学校去打官司，也就是解放教育、解放学校。
    第二，进行大规模的安全训练。每一所学校都要有经过专门安全训练的专家，他才能够比较安全地去组织各种活动。我想至少先把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了，让我们的学生，身体是健康的。
    现在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现在的儿童成长有很大的危险性，从理论层面上讲，当今的儿童处在一种“拔根”的状态。就是说孩子带着他的身体、他的心进入了校园，但是学校拼命压制他的身体，不要活动、不要冒险，只关注他的智力开发。剥夺了孩子的活动，他的顽皮、他的冒险，他就处在一个“拔根”状态了。孩子一旦处在“拔根”状态，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本文刊登于《现代教育报》2009年2月18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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