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师，大师？大师！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这片荒凉的思想文化原野上，我们竟然神奇般地拥有了很多著名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著名作家、著名文化学者，我们甚至拥有了很多所谓的“大师”。

说“大师”，在当下当然无法回避余秋雨先生。

尽管我很多文章探讨的都是知识分子问题，却很少提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余秋雨，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余先生成为了褒贬有加的人，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说好的人和说坏的人都热心谈论余秋雨，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去凑热闹；二是我对余先生的印象比较中庸，不像说好的人那样认为绝对好，也不像说坏的人那样认为绝对坏，这意味着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观感，没有什么要特别说的话。但是今天，为了话题的需要，我却不得不谈一谈余秋雨先生了。

我最初读余先生的散文是起了一些激动的，与同时代作家比，余先生作品虽然远离思想，就其文化含量和文笔之流畅、风格之隽永来说，当为皎皎者。就在我敬佩余先生的时候，余先生本身却陷入到了种种是非当中，有几个人甚至跳出来大骂余秋雨无良，文化大革命当中如何如何之类，更有人认为他的散文一钱不值，挑了很多毛病，似乎连常识都成了问题……我颇不以为然，我感觉在这些讨伐揶揄的文章中，有的带有浓厚的哗众取宠味道——这也是文学江湖的常态，我曾经在文学界亲眼看到靠骂名人而成为名人的人。这时候我当然没有兴趣说什么。

后来余秋雨大师的社会活动很多，很让人瞩目，很巍峨显赫，人们的非议似乎也弱了一些，我很为余先生感到欣慰——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出现一个令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文化大师呢？没想到这时候出了一件令人十分惊诧的事情，“5·12”汶川大地震之后，余先生写了《含泪劝告灾民》一文，引起了处在悲愤之中的国人巨大反响，讨伐之声不绝于耳，就好像中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公敌，一个在人们精神伤口上撒盐的家伙，赶忙找来那篇惹祸的文章来看，看过以后，我长叹一声：“余秋雨先生，你错了，你这次真的错了。”

错在哪里？我不断章取义，我把它一字不漏地转引到这里，请读者鉴别。

下面是原文——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1、是天灾，更是人祸；2、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4、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        

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余秋雨先生有很多名头，他自己也很沾沾自喜这些东西（我后面会谈到），但是在我脑子里得到认同的，似乎不是什么大师，而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担得起这个称号。但是这篇在特殊时期出笼引起巨大惊诧的大作，有多少文化人的良知呢？含蕴着的怎样的文化信息呢？不客气地说，一点儿也没有，它与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完完全全是一篇替政府摆脱责任、压制民众正义诉求的文书！就像网民愤怒指出的那样，此篇文章的作者已经不是什么文化学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家官吏，一个忠诚的鹰犬，一个为虎作伥的走狗，一个卖身的妓女，一个在街头欺辱弱者的混混儿。

说实在的，我心情很复杂，绝对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写文章进行嘲讽的兴趣，我想的是：余先生你何苦招惹政治这个东西？你看有多麻烦？颇为余先生痛惜。痛惜之余，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余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细一些，余先生是不是可以不写这样的文章？

答案让我极为惊愕：完全不是什么仔细不仔细的问题，余先生是不可能不写这篇文章的。就像任何事物都在显现中展示它的本质一样，余秋雨正是通过此类文章展示着“学者”情怀、保持“大师”身份的，没有这个东西，他的一切光环都将黯然失色，他可能什么都不是。

难道还有一种没有显现的强大力量，决定着余秋雨之所以为余秋雨，决定着他的大师身份？我先暂时不做回答，再引述一件与汶川大地震有关的事情，这件事情将有利于我们辨析究竟是什么力量确定着“大师”、“学者”、“作家” 的本质，“大师”、“学者”、“作家”又是因何变得肆无忌惮卑鄙无耻起来的。

就在余秋雨发表《含泪劝告灾民》以后不久，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发表了一首诗词，全文如下——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共欢呼。

如果把看到余秋雨先生的雄文比喻为看到了没有被遮掩的屁股，那么，王副主席的这首《江城子》只能说是一摊大便了——如此拙劣幼稚、缺德无耻、辱没八辈祖宗的文字（在我看来不抵三年级小学生水平），像是由国家利用纳税人大量血汗钱供养出来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吗？像是一个占据很高官位的省作协副主席写出来的东西吗？我们假设这位王兆山精神正常，不是基因有问题导致先天愚型，也没有什么癫痫病的抽风症状，对灾区人更没有“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仇视心态，那他为什么非要“骚情”（陕北方言，逗弄、谄媚的意思）官方，写下这些丢人现眼、让人指着脊梁骨骂的文字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我们质疑余秋雨的问题正是应当质疑王兆山的问题——是两位先生大意了么？如果仔细一些，两位是不是可以不写这样的文章？答案竟然也完全相同，就像任何事物都在显现中展示它的本质一样，两位先生通过此类文章显示其作为“学者”和“作家”对某种力量之忠诚，至于灾民如何，道义如何，良知如何，全部不在他们考虑之内，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这种力量的支撑，他们的一切光环都将黯然失色，他们占有的一切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都将化为泡影，他们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数学问题。

难道真的有一种强大力量，决定着余秋雨之所以为余秋雨，王兆山之所以为王兆山？

当然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