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并强调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定信心。

胡锦涛强调，关于今年的经济工作，中央已经作出全面部署，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落实。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

不过，针对胡锦涛的讲话，海外媒体立即作出反映，质疑：危机未见底，胡锦涛靠什么“坚定信心”？旅居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更用自己掌握中国信息准确、及时的优势，对胡锦涛“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的宣示表达异议。

旅居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撰文指出，在中国，刺激消费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消费率明显偏低，从2003年降至55.4%以后一直走低，至2007年降至36%左右，中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甚至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低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大饥荒时期。

华人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一直真心实意地考虑如何刺激老百姓多消费。为了弄清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爱储蓄，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直辖市的城调队经常调查，但所有调查结果都惊人地雷同：储蓄的第一位目的是子女的教育费用，接下来就是为了应付住房、医疗、养老等各项开支。而储蓄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意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中国庞大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银行储蓄的大部分其实并不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占中国人口近7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非常低；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土地不断沦为贪官与房地产商觊觎的目标，农民收入不断下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则薪酬过低，等等。

可以说，所谓“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阿基里斯脚踵”。去年以来，超过2,000万的农民工在企业破产潮中失业，500万拾荒的农民被迫回归乡土，农村的整体消费力再次下降。但出于宣传需要，发掘近农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潜力”成了政治时尚，处于凋敝的中国农村竟被渲染成“全球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这个潜力若释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多年来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中国农村，目前大量农民工失业更使农民收入雪上加霜，中国政府多年来都未能让其承担起刺激内需的重大责任，难道如今一夜之间拍脑袋想出了锦囊妙计？！

华人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消费率偏低的现象缘于社会分配不公。这一点经凯恩斯指出以后，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基本常识；凯恩斯说，消费支出的不足，是因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若把国民收入的较大部分给了那些富人，他们只会把其中大部分储蓄起来。只有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交给低收入的家庭，才能提高消费支出。改变中国消费率过低并有效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相对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铲除权力市场化这一病根，扭转政府蜕变为自利化政治集团这一趋势。

笔者必须承认，海外华人经济学家是在大陆出生、成长、生活几十年后，才旅居海外，同时有经常回国；他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远远比外国专家深刻和全面，也能够说到点子上。但是，正如俗语所说，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所处的位置，或许对中国形势的全面分析，不能够准确把握。诚如胡锦涛所强调的，他们未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倾向政策，果断出台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处在前列。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我国打下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坚实物质基础。

三，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四，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经济面临的调整和重组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五，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是我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强大力量。

那么，危机未见底，胡锦涛靠什么“坚定信心”？笔者注意到，“坚定信心”来自于以下六个方面的强硬举措：1，要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增效益相统一，把保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2，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抓住时机、掌握节奏、把握力度，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创新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能力、增强解决我国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力；3，要认真分析国际金融危机走势及其影响，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既要为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积极采取措施，又要为今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条件，提高驾驭复杂局面能力；4，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把保增长、扩内需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难，进一步解决好人民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5，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群众要求。6，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转变作风，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

诚信缺失，给中国造成的灾难让大多数中国人深感切肤之痛。比如“中国制造”遭受到全球抵制，就与“中国制造”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密切相关；而国内的毒奶风波，也缘于厂商信用与政府监管的缺失；而四川大地震中的“豆腐渣校舍”，其实也是社会缺乏诚信的产品。如当权者奉行权谋至上，以诈取胜，认为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不能够遵守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和各种国际准则构成的游戏规则，在这些规则的约束下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那么，要实现前三条举措，势必阻碍重重。所以，“加快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增强解决我国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力”，就是克服困难的法宝，就成为“坚定信心”的保障。

但笔者最关心的，却是后面3大举措。其中，“维护稳定”是当前要务。现阶段，遭遇两大难题，一个是失业大军空前庞大，若解决无方，国家恐陷入深深的“流民忧惧”；另一个是官员外逃加速，一些官员甚至等不及办好正常移民手续，竟然利用海外旅游之机“消失”。这两大难题的忧虑，已反映在以《了望新闻周刊》为代表的官方媒体上。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重中之重，而贪官外逃行为则不再局限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是不断损害政府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失业问题严重将导致“维护稳定”失去基础，贪官外逃严重则会导致国民的信心崩解。

从历史经验来看，“流民”构成复杂，但共同特征是失去家园、土地，也找不到谋生机会，是被社会彻底边缘化的底层人物。“流民”在平和年代仅仅是无数个零；但危机年代，无数个零前面只要加上“1”，就会将产生极大破坏力。去年企业破产潮蔓延长江三角与珠江三角之后，“流民忧惧”就开始成为知识精英的最大担忧。但这种担忧却和中国社会矛盾的最大制造者──贪腐官员们没有交集，因为他们早就“明智”地购买绿卡，让家属子女以各种方式携带钱财移居海外，中国只是他们继续捞钱的地方而已。

但更让民众惊心的是，这些在台上、在媒体上口吐莲花的官员，选择“跨国家庭”不仅仅是将巨额国有资产非法占有，更是显示他们对自己所奉行的政治理想、政治体制的毫无信心。在关键时候，毫不犹豫地用脚对自己所奉行的政治理想、政治体制投了否决票。而2009年中国经济困难重重，捞钱的机会将大大减少，极有可能成为贪官外逃的高发期。

况且，有不少外国人的“中国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腐败”。“中国特色”蔓延给国际投资关系，贸易关系与政治关系打上的深重烙印，就是腐败泛滥。近年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腐败丑闻不断，朗讯、德普、IBM、日立、西门子都曾相继传出过贿赂中国高官的丑闻；即使一直是块净土的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最近也曝出几位委员涉嫌收受来自中国贿赂的丑闻。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坚定信心”，要靠社会稳定来维护；而要维护社会稳定，现阶段，就必须加大力气解决失业问题，必须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群众要求”，则是所有举措的关键。目前，大陆家计单位储蓄金额高达3.3兆美元，但负债馀额却只有8350亿美元，过度储蓄现象明显。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认为，大陆未来如何透过医疗与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提高民众边际消费倾向，“如何还富于民，是中国最大挑战”。大陆4兆人民币振兴方案，铁公路建设预算，高达2.6兆人民币，龚方雄认为，中国境内地铁等公共建设仍然不足，只要城市化的进程持续，这些公共建设总有一天派得上用场，大陆扩大公共建设做法，不会重蹈日本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覆辙。但在在提振民间消费方面，大陆民间储蓄率居亚洲之冠，在欧美经济出现衰退后，中国内需成为全球寄望之所在；然而，要大陆民众“一下子”勇于消费难度颇高，除非建立起社会安全网，否则中国不可能转向内需导向经济。大陆农村人口虽然很穷，但印度比中国还穷，印度消费率还有55％，比中国38％高出很多，这与社会保险与福利体系很有关系。

中国过去非常依赖出口，如今美国社会为解决过度举债，储蓄率得从负转正，这段期间中国外需就没了，只能靠刺激内需。但刺激内需，必须靠软体的建制，例如，穷人免费教育、福利与医疗保障体系，否则，中国老百姓会由于没有安全感，过度储蓄，怕一生病把一生积蓄耗光。日前，政府公布三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预计投入8500亿人民币改革健保制度，希望三年内使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诸如此类“问需于民”的方案落到实处，就符合实际、就符合群众要求，就是还富于民。全体国民，能因此更加“坚定信心”，就能和执政党、政府一道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

胡锦涛更强调，完成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首要任务，关键在领导。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把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胡锦涛这一锤定音，砸到了点子上。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能不能“切实转变作风，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局面”，还要看干部，关键看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

目前，虽然危机尚未见底，但胡锦涛的底气和坚定信心，就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和上述强硬的举措基础上的。这些举措只要认真落实，必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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