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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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17 11:05:00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挽歌系列 | 浏览 1425 次 | 评论 0 条

在语言无法表述的地方,音乐响起来了。音乐是超乎善,超乎恶的,凡是栖息在它身上的人都可以暂时避开世间的烦恼。

 

亚雄决定利用在家闲住的时间翻译苏联叶尔绍夫的童话诗《驼背驹》和《普希金时代的童话诗选》。这位民歌研究权威认为:民歌所包含的故事,往往被脱化为千古不朽的史诗。普希金的名作《鲁斯兰与刘蜜腊》,柴可夫斯基的《灰色狼》,还有《驼背驹》等等,都是以诗歌来叙述民间流传的故事,在形式上也与民歌十分接近。正如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一些剧作一样,都因为从民歌这棵参天大树上吸取了宝贵的营养,使它们庄严骄傲地登上了不朽的圣殿。

 

亚雄着手那种翻译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睡公主》、《小人儿》、《穿皮鞋的猫》、《老鼠和青蛙》等等。

 

在当时那种处境中,他一拿起笔,脑子就灵活了,清醒了,竟能稳稳当当每天在书桌前坐上十多个钟头。七间房卖掉了四间,家里人做饭、带孩子,在他跟前出出进进,他混然不觉。在这一点上,张亚雄总算是有了一些英雄气概、丈夫气概。

 

童话世界是美丽的,是人们按照善良的愿望创造的理想王国。童话里安祥宁静,善良总是战胜邪恶,光明总是战胜黑暗,故事总是朝着对正义有利的一面发展,最后往往是皆大欢喜。亚雄对童话里的世界怀着深深的向往。翻译《睡公主》的时候,他羡慕小公主能沉睡三百年,以等待命中注定要给她幸福的王子,如果自己也能这样沉睡过去就好了,醒来已是全新的时代,那时他就会聪明得多,再不会为了争当一个腐败王朝的少将而断送自己艺术上、学术上的前程,而要倾注全部精力去做学问,靠高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融身于世界文化名人的璀璨群星之中。

 

翻译《太子伊万和灰色狼》时,他译道:“他们纵马奔驰/好比原野上的灰色狼/为自己寻找荣誉/为王爷寻找光荣。”他想到了自己寻找荣誉的千辛万苦。可惜他一点也不像原野上的灰色狼,而像一只家养的以貌取人的狼狗。为了闪光的黄铜,丢了沙中的金子,为了虚假的名誉,丢了永恒的光荣。

 

他想,自己已经年近五十。五十而知天命,如果说以前是在听任本能、信马由缰过日子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活得明白点了,今后要用翻译的手段为人民提供好的精神食粮,以战胜内心的阴暗与凡俗。

 

1959年,兰州张掖路派出所为了解决张亚雄的生计问题,将其派往黄河北岸的一个石灰厂里劳动。石灰厂里的人都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多数人都戴着“四类分子”、“右派分子”或者它什么分子的帽子。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中背地里按问题的轻重,把每个人戴的“帽子”称为“纸帽子”、“布帽子”、“呢帽子”、“皮帽子”,问题越重,帽子的质量越高。亚雄初进石灰厂,不知这些。有一天,女儿淑兰去送饭,问门口一个老头:“大爷,张亚雄在哪儿干活?”

 

老头翻翻眼,“张亚雄?噢,就是那个戴“皮帽子”的,在里面,去吧。”

 

淑兰回家后想不通皮帽子是什么东西,就到门口等亚雄。远远看见亚雄回来,就问,“大大”,你没有戴帽子,那老头咋说你戴的是皮帽子?”

 

那一晚,亚雄不曾合眼。第二天,他找到了厂领导表决心,决不能一辈子戴历史反革命的皮帽子,一定拼尽所有的力量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把皮帽子换成布帽子、纸帽子,直至最后摘帽子。

 

那时他担负送料的任务,每天用板车到火车站拉石头,拉煤渣,往返一趟10多里路,不论他雄心有多大,毕竟是50岁的老人了,腿脚不利索,别人拉六趟,他只能拉五趟。为了超过别人,他作木板做了个“圈”把板车加高,使车子的容量由350公斤增加到700公斤,平均每天为厂里进石料三四吨,光走路也要50多公里。

 

有一天砸石头,亚雄气力有限,砸了半天也不把一块大石头砸开。就扔了大锤拉土去了。转念又想,这不正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吗?自己正是因为个人主义而犯了罪的呀`他第二天在日记中描述道:“我发狠与石头当成美帝苏修来砸,估计两天做完的工作,奋斗一天零两个小时,将石头砸完。”

 

张亚雄不断写反省材料,这个旧文人以为这样一来就真诚了,而事实上这恰恰是一种渊源很深的虚伪,重复着指鹿为马童话。

 

他交待了许多问题,但有一条却没敢交待,每天强体力劳动之后,回到家,还要翻译童话诗至深夜。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想证明自己能力的强烈愿望,一方面是由于民歌渗到他骨头里去了,就像抽鸦片上了瘾似的,不弄这玩艺儿就过不了日子。

 

《普希金时代的童话诗选》和《驼背驹》的译稿相继完成了。最先闪出的想法,就是把稿子卖掉,换些钱补贴家用。但马上又想起从报纸上读到的文章: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将她送入右派分子的深渊。自己想卖书,岂不是想走丁玲的道路。于是赶紧主动写了一份思想检讨。检讨说:“我利用石灰厂重体力劳动的业余时间,整理翻译童话诗,希图出版,是暗中加紧磨我的剑,在忍变中求得重生,以便继续潜伏下去,伺机再起,等摘掉帽子以后,用这本书为敲门砖,打入文化界……我把书交给文化局,我的一本书主义至此算是斩断根苗,永不再发。”

 

既然臭骂了自己,就不要再异想天开了,可亚雄又不甘心,又动起把书稿献给家乡小学的念头。又一想,乡村小学要这东西又有何用?便又一次改主意。给中国红十字会写了信,说是如能出版此书,愿将稿费全部捐献。

 

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几乎是张亚雄的主要行为方式。在这边荡得越高,到那边也就升得越高,下落得也就越快,身不由已,难以控制。说是反对一本书主义,又总是割舍不下自己的作品;说是不要名不要利,又总想靠这本书去证明点什么,换得一星半点喝采或好感。苦思冥想十几天,想得蓬头垢面,脸色青黄,脑仁子疼,书稿还在桌子放着没动—纯属自己折腾自己。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这么多年你也不知道外头的事情,你翻译那两本书国家早就出版过了。

 

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轻松了。

 

虽然两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痛惜无比,可是总比两难选择的痛苦要小得多,因为那是英雄愿望和少惹事和生非的生存本能永无结果永无胜负的拼死撕杀啊!

 

戴着近视眼镜的亚雄又拉着板车,毫无怨言,心境平和地沿着黄河边的土路挪动,走一步拉一句号子:嘿哟,嘿哟,嘿哟……他由此想到花作可能不是由劳动产生的。因为花儿的腔调太长,太拖拉。

 

黄河,无言疾走。逝者如斯的黄河,在夕阳的辉照中,把造型优美的铁桥和圆圆拱顶的清真寺背在身上,把亚雄拉着板车通过铁桥时长长的影子也痛在身上,它冷眼看世界,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咽进去,融化在滚滚水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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