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受到命运的捉弄，让音乐家失聪，诗人失明。当一个饥饿不堪的艺术家打开他的口袋时，里面总是只有难以充饥的精神食粮。

然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到了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少人甚至眼馋起了亚雄的职业，因为他粮食定量是52斤。当时他在兰州远郊的一座山上打石头，靠往肚皮里多塞洋芋蛋和糠菜的办法，居然给老家的金氏和两儿一女捎去了半口袋救命的粮食，给邓玲芳和女儿淑兰也省了不少口粮。他一个人在外边，不会做饭，总是半个月回家一次、扛上半口袋包谷面饼子、馍馍、咸菜和玲芳舍不得吃的清油回去，东西吃完了再回来拿。61年春上的一天，亚雄跨出家门，背上他半个月中口粮朝车站走。一个女人走到他身边，软软地说，大爷，你这么大年纪还背这么重的东西呀？我替你背一会儿吧。

亚雄不好意思，女人仍劝，语调更软，面相也善良。

好久没有听过这种细声细气，略带哀求的话了，挺可心的。亚雄满足了女人的要求，把装吃食中口袋让女人扛上，相跟上走。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女人撒腿就跑，头发披散着飘飞起来，口袋在她背上一弹一跳的。

女人跑得并不快，腿子直打软，好象一只受伤的兔子随时可能扑倒在地。亚雄却没有追，他忽然觉得这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很可怜。

亚雄不敢回家，也不能回家了，径直去了山里的工地。好在他的炕席下面还压了十几斤省下的粮票，拿去买了些面。在如何做熟这些面的问题上，他调动了全部才智和人生经验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花一块二毛钱去买了一个痰盂。

新痰盂虽然名字很脏，造型欠佳，但实际上很卫生很实用，既可当锅，又可当盆，不怕火烧，结实耐用。这个痰盂就是张亚雄的全部做饭家什。吃饭时，把水烧开，干面撒进去，盐撒进去，拿根棍子拌一拌，就成了疙瘩汤。一天三顿他就喝这个，连颗葱也不剥一根。买痰盂做饭还有更深的智慧在里面：他身份低，怕有人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吃他的东西，瑞用痰盂做饭，别人一看恶心得不行，就不会吃他的了。

山荒天高，让人生出许多孤独，也有了遐想的自由。肚子咕咕，亚雄便靠想他最心爱花儿转移注意力。他躺在透着瓦灰色天宇的土棚里，睁开两只迷离恍惚的眼睛，望着太空深处绿宝般发亮的星星。渐渐地，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离开了原地，飞到了一个用无数花儿和汉字砌起的宫殿。那里姹紫嫣红，光影摇曳，歌声回旋：

青石头根里的药水泉，

担子担，

桦木的杆杆啦不干；

若在我们的姻缘散，

三九天，

青冰上开一朵牡丹。

这首花儿与被 称为爱情千古绝唱的《上邪》比一下如何？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花儿并不逊色。没有堆砌种种不可能之事，没有惊心动魄的豪语，一句“青冰上开一朵牡丹”，使歌儿纯洁衬俏丽，不愧为一枝奇葩。

另一首花儿又回旋于脑际：

大燕麦出穗索罗罗吊，

歇地里种芝麻哩。

一对大眼睛嗬嗬笑，

笑眼里说实哩话。

如心泉里自然而然漾出的清流，唱着女儿家怯欢欣的容姿，捧给人一片丰收的喜悦和苦恋成功的幸福。而接下来，又有巧夺天公的景致。

月亮儿挂者窗帘上，

月亮光铺的者炕上。

尕鸳鸯蹲的者枕头上，

金凤凰落的者被上。

亚雄不禁微笑起来，“写物而不写人，一派欢悦气氛，意在言外，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也，真是一绝。”

那天夜里，亚雄忘了肚子里的饥肠，着实睡了一个好觉。

张亚雄从牙缝里一点点抠出的粮食救了老家金氏和三个儿女的命，却救不了他们的政治生命，儿女背着历史反革命老子的包袱吃了不少苦头。1964年10月，亚雄的大儿子张家骅因为政治进步的原因，来信宣布与其脱离父子关系，同时宣布金氏全家也与其脱离一切关系。

这是意料之中的，无可挽回的。文化大革命中，张亚雄也算运气，由于不过是“死老虎”一只，只是让他在棉袄上缝了一个白胸章，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张亚雄”几个字。这个广告作得成功极了，他坐公共汽车去上下班时，几次被售票员推下去，“我们这车不拉反革命。

有一天中午，一群红卫兵一人拿一根棒子，来抄他的家，把他所有关于“花儿“的书和资料都撂到院子里一把火烧了。烧了之后 ，还要等亚雄回来审问。眼看已是晚上七点了，亚雄就快下班了。邓玲芳想起房后院子里一个老头就是这样被打死的，心里火烧火燎，急是生智，从兜里掏出仅有的八块钱说：“小将们，你们革命太辛苦了，我身上只有八块钱，你们拿去吃顿饭再来等反革命分子张亚雄吧。”

红卫兵小将不知是计，夸奖老太婆立场坚定，能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便拿上钱吃饭去了。邓玲芳赶紧让邻居到亚雄回来的路上拦他，让他不要回家。

那一晚，张亚雄在兰州大街上漫无目的溜达到深夜才蹑手蹑脚地回来，逃过了一条命。

到1970年5月，60岁的张亚雄拉车时被一口铁锅绊倒，摔断了腿。他在家躺了两个月之后，用下面这段话午石灰厂：“我对人民有罪，自己不小心，受了伤，不但给生产上造成损失，还给厂里造成公伤事故。蒙组织上照顾医疗，心里十分难过……”

邓玲芳站在他身边，一言不发。

邓玲芳感到张亚雄的思绪正沿着自我虐待、自我谩骂、夸大罪行的神经质道路滑行，再往前走一步，他是这种维持精神平衡的游戏就会彻底散场，成为一个颠狂的人。虽然这时张亚雄表面上看起来还硬朗，而且像一切智者一样，前额越来越开阔，但眼睛是呆滞的，说话唯唯喏喏，前言不搭后语，平时丢三拉四，腿也因为过度劳损和受伤，迈不开步子，一步只能跨出十几公分，像是人在光滑的冰面上走路一样。

治腿伤欠了一大笔钱，按现在的经济条件，亚雄三年也还不起。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他的孙儿在兰州的一家工厂里。他就拖拉着两脚，嚓嚓地找了去。

孙子问，你是谁？

我是你的爷。

噢—我还有爷？

就是哩，你回去问问你爸就知道了。我现在腿断了，不能干活了，你爸应该给我生活费。

好吧，我回去给他说。孙子涩了几涩，又大着舌头叫了一声，爷爷，你吃饭了没有？

张亚雄的眼泪一下出来了，他背这身子说，我吃了。谢谢你。

第二天他又找孙子听儿子的答复时，孙子的态度变了：“我爸说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个爷。

亚雄一字一顿：你告诉你爸，他不给钱，我就上法院告他。

亚雄回到家，一整天没有说话。

邓玲芳感到了害怕。直觉告诉她，张亚雄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里，他现在都是累赘，除了妨碍影响儿女的前程和生活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了。可邓玲芳还是不能想象亚雄不在后她如何生活，所以她用一切方法，竭尽所能维护亚雄的生命。

她利用自己人缘好这一点，为亚雄谋到了一个扫大街的活儿。这活不累，就在门口的街上扫，一月15块钱。玲芳用四个轴承和一块木板为亚雄做了小拖车，上面放个垃圾桶，让亚雄拉着去扫地。

老街坊邻居都知道，亚雄的地扫得干净，一个纸片也没有。可是也有人专门恶作剧，亚雄前脚扫完，后脚又倒上了煤渣和垃圾，并到居委会告状，快去看，张亚雄偷懒。居委会的人果然看到街上还有垃圾，就扣张亚雄的钱。

张亚雄再也忍不住了，他的神经已经绷紧到极限，胸膛闷得要炸6他直直地站在街中央开始骂街了：“不自觉不讲卫生的人你们听着，你们要不是猪就尊重别人的劳动，欺负老头子天理难容6你们再乱倒垃圾我就不扫!”

骂街固然英勇无畏令人同情，后果却是严重，多年的改造成绩被一风吹了。街道上决定把这个态度顽固的家伙注销户口，送回原籍劳动。他们找辆汽车，把张亚雄拉到榆中县张家坪村，撂下就走了。大队支书一看介绍信，火了：“我们贫下中农没有义务伺候你们城里的反革命!叫拖拉机，给他送回去!”

亚雄当天就又坐拖拉机回来了。木讷着脸，眯缝着眼。街道上没了招，就开批判会，两个小青年啪啪地打亚雄开阔的额头，要他请罪。

张亚雄开始请罪了。他请求这些打手，戏弄弱者的小人、大字不识的街道老妈子原谅他，原谅他比他们高贵、聪明、有才华；比他们珍视生命，目光深邃，原谅他用几十年时间做学问，出了一本早被烧掉的狗屁著作《花儿》。那是一本黄色下流、诲淫诲盗的大毒草，必须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其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