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地傲岸的白杨又发芽了,不太绿,有些鹅黄挂在上边。
这地方物种的生命力是超常的。
局势说变就变。当摧毁中国文化的逆流被制止的时候,亚雄还幸运地活着,依然在扫街。这又是柔顺比刚烈好一些的明证,那些誓死保卫自己尊严的杰出的人们,已有不少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死来表达不屈,维护人格。如老舍。如傅雷。
亚雄拖着一步
这个久违的名字,好亲切,看见就觉得心里发烫。他想起了曲子贞那个动人的微笑。他想见他。亚雄把小车往家一撂,两脚嗤嗤地擦着地走很远的路去找曲子贞。他不坐汽车。自从他戴着白色的胸章被人从公共汽车上推下来之后,他就很少坐汽车了。再说,他的腿也迈不开,好不容易爬上了家一挤,他就掉下来了。
曲子贞当然也已经平反了。他猛然间没有把眼前这个白胡子老头认出来,盯上看了一会儿说,“喂。你老喽。”
“你也老喽。”亚雄老泪纵横。
“你现在一定当上政协或是民革的委员了吧。”
“我现在是戴帽子劳动的历史反革命。”
曲子贞多方奔走,张亚雄得以平反昭雪。1980年,法院正式纠正了原来对张亚雄“国民党特务”的判决,并发给冤狱费500元。亚雄用这钱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平生第一次看上了电视。这时他整整70岁了。
龙钟老人张亚雄的牙掉光了,眼神儿不济了,只有耳朵好像还比较灵敏。他每年冬天都因为气管炎和哮喘而卧床几个月,从头年的冬至一直躺到第二年的惊蛰。如同动物的冬眠一样,他一动不动,无声无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不洗澡,不洗脚,身上生了虱子就拿包六六粉顺着脖子往衣领里倒,有到没有虱子为止。他还变得极为吝啬,外孙子找他要两毛钱去打醋,他闭上眼装听不见。初冬时,买上几个兰州的特产籽瓜,他睨视着一家老小,慢吞吞地说,这是药,治气管炎的。言下之意是,你们不要吃。全家人不敢惹这位冬眠的老祖宗,觉得他怪,不近人情。唯有外孙女不管这一套,要钱不给就拔胡子,骑到老头肚子上墩,直到目的达到才作个鬼脸得胜地走掉。
亚雄平反的后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再版他的《花儿集》。他清楚,他一生就干了这一件事情。可是书稿在哪里呢?他自己的资料全被烧掉,一片纸也没有了。老朋友们也摇着头说,那时候命都保不住,哪儿还能保住书?亚雄只依稀记得当年自己崇拜红色苏联,《花儿集》初版时寄到苏联大使馆两本,寄给某图书馆一本。现在要想查到,跟大海里捞针差不多。
1980年夏天,甘肃省召开第二届文代会,张亚雄被请上了主席台,因为他是研究花儿的老前辈,许多花儿研究者都直接间接从这棵老树上面吸取过营养。面对同行后生们的尊敬,亚雄在台上如坐针毡,他手里一本书也没有,坐这儿算个什么事儿啊。
亚雄仿佛是在梦中。他看见一个脸上皱纹纵横的老农向他走来,手上拿地就是日思夜想的《花儿集》。亚雄如同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突然相遇,悲喜交集,热泪横流。
这老农叫戴笠人,甘肃平6人氏,是个很奇特的人物。他本人是种地的“土包子”,却编过以外国皇亲贵族轶事为素材的戏剧,发明了一种能上下左右拼出一万首诗的万变扑克,设计出了能四个人下的象棋。全是“洋玩艺”。此人曾有藏书三千册,文革中,由于风雷也激荡到了他住的偏僻山村,三千册书被当成“四旧”付之一炬。
烧书的那天晚上,戴笠人贼一样的推醒老伴儿:“老婆子,跟我来者。”
老伴儿睁开眼,看见他抱着一本《花儿集》,天知道他是咋逃过搜查保存下来的。戴笠人让老伴儿找出一个腌菜坛子,擦干净,把书放了进去。想了想,又拿出来,在书的封底上留了一段话:
“孩子们记住:此书于一九四九年得之于宁夏,三块白洋购来,当时一块银元买一百五十斤白面,浩劫中咱家三千种藏书尽毁,我的手稿此书同藏地下,乃尔母之功。以后我不在世,挖出后应当妥为珍藏,若不爱看,可捐给文史馆。此是我省珍贵的文献,一九五六年被人借去,费了多在周折才要回来,望勿轻与人观。父字。”
《花儿集》埋入地下十年,终于回到了原作者的手中。张亚雄马上重新校订、删改,筹备出第三版。然而找了几个出版社,人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不愿出。他只了找曲子贞。曲子贞看着这个执着的失意老人,操笔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辑
《花儿集》第三版是在1986年8月亚雄76岁时出版的。他满怀感激地为杨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矮檐忆旧事,杨妹铮铮侠”的句子。他下定决心要给杨晖送礼,谢她。他拎着包上街悠走了两天,才买上东西回家。玲芳问,买的啥,拿出来看看。
亚雄从提6里摸出两个纸包,小心翼翼地把绳子解开,打开纸,只见一包粉红,一包嫩绿,很是鲜艳。
这是啥?全家人都纳闷。
这是青丝和红丝,做点民用的。不贵,才四块钱。亚雄向他们解释。
玲芳哭不是笑也不是,拿指头点着他的脑门,死老头子呀,念一辈子书你还是这么呆。你拿这送人,让人家开点心铺子吗?让人家当面条吃哩吗?
后来这青丝红丝还是托人给杨晖捎了去,杨晖哈哈大笑,收下了老头子这份情意。
中国文化的复兴此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花作”的研究也出现了诸子百家,各抒已见、争奇斗艳的繁荣。特别是年轻后生,新松恨不高千尺。他们像亚雄当年一样,藐视权威,不愿走现成的道路,希望另辟蹊径,超过前人。亚雄知道有个叫郗慧民的,不仅收集了上千首花,而且收集了从清朝至今有关花儿的大量资料,已着手系统地写作《西北花儿学》,在研究的深度广度上将超过《花儿集》。
张亚雄不能不被这股浪潮所激动。他有博采百家和熟知历史的优势,他发誓要再次证明自己在花儿研究的历史地位。他几乎同时开始写作两部书:《花儿研究史话》、《隔世烟云爱国情》。一部与花儿直接有关,一部与花儿间接有关。他从文史馆开出一证明,每天到省图书馆查阅旧报和资料。
他走得好慢。每天天色微明,他就往
邓玲芳早在门口等着亚雄了。
她也老了。满头黑发里掺进了银丝,岁月的锈蚀爬上了光洁的额头。她手里拿着掸子,给亚雄掸去身上、脚上的尘土,拧一把毛巾,为亚雄擦擦脸,问他想吃点啥。
亚雄只有在玲芳面前才有权威,像上帝一样。他一声不哼,习惯地坐在沙发上,眯着眼养神。在生活上,他一点要求也不提,端上什么吃什么,拿来什么穿什么。十天半个月也不洗脚,这个保持了一生的坏习惯似乎又在提示他那甘肃农民的根。但有一点例外,那就是他每晚一定要亲手把裤子缝叠得齐齐地压在枕下,不管这裤子已经穿了多少天。
中国老话说,诗必穷而后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列修,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按照这个理论,亚雄屡经磨难,应该写出比《花儿集》更漂亮的文章。然而,他毕竟已是古稀之人,被耽误的时间实在太长,他不服输恐怕是不行了。《花儿研究史话》虽然有不少新的观点,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但是显然缺乏逻辑性,表述上也显得零碎,与《花儿集》的挥洒自如,空灵飞动已相去甚远。廉颇老矣。昔日一翅膀折断骆驼腰的苍鹰,如今手无缚鸡之力了。
祖宗老了,余威还在;表达零乱,资料却很珍贵。有人来找他,要帮他修改出书。亚雄想,书我已经写成了,它已经不再属于哪一个人了,能够出版当然好了,遂借了出去。
恶劣的情欲,人人咒骂,却人人都有。拿走《史话》的这位先生从此再不露面了。
亚雄蹒跚着,一拐一拐地找到曲子贞,摊开两只颤抖而工作者的手,像一只衷老的鹰无望地拍打羽毛零落的翅膀:“咋办哩,书没了,书没了。”
曲子贞冷笑:谁叫你充善人。算啦,只要我不死,别人把你的书偷不去。
没有几天,亚雄又来了。这次脚步都不一样,一戳一戳的,很有劲,脸上的每根胡须都荡着喜气,朝前翘着。
老头你又有什么高兴事我儿?
哈哈,曲主席呀,我今天总算是有办法感谢你这些年对我的恩情啦。
亚雄老头说着,打开了手里沉甸甸的纸包。两巨册像《辞源》那么厚的大书呈现在两位老人眼前,把他们的眼照花了,脸映红了。书名对于他俩更是魅力永存:《中华民族歌谣选集》。翻开来看,里面全是用五线谱谱出来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歌数千首,可以说是中国民歌的集大成者,下册全部是西部民歌,涵盖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省。其中“花儿”一部分,全部取材于张亚雄的《花儿集》。而且这书本身也很神秘,既没有搜集过程、编辑起源,也没有主编的名字、出版处所、年月和价格。
你本事不小哇,从哪里弄来的?曲子贞兴奋了。
原来,张亚雄当年在青海认识的丑小姐丑辉瑛全国解放时去了台湾,因为学问做得不错,当了台湾政权的一个什么委员,她为了向世界系统介绍中国民歌,便变卖了一处房产,自费主编了这部上下两册的民歌集。丑辉瑛从海峡之声电台和亚雄的空飘信中得知西北花儿学的研究成果空前,《花儿集》的作者亚雄还健在,便将这部书由美国转辗两年寄来,当时大陆仅有几部。
亚雄虔诚地把书往曲子贞面前一递,这书归你了。
曲子贞岂敢夺人之爱,忙摇手道:你老哥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敢接。再说,师出无名,将来我也说不清楚呀。
老头子的倔劲上来了,我的书,我愿送谁就送谁。曲子贞还是不愿夺人之美,他提个折衷的方案,这样吧,咱们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万一你去在我前头,立个遗嘱,把书送给我,我收。要我先走了,你也就不必送了。
两个老人都被对方的谦谦君子之风所感动,彼此都在心底赞美对方。
然而,还不到两个月,张亚雄气急败坏地又跑来了,又是抖动着青筋毕露的双手:“咋办哩,书又被骗走了。”
曲子贞一惊,你个糊涂老头啊,上次的苦头你还没吃够,你怎么又把书借出去了?
亚雄跌坐在沙发里,眼塌蒙着,精神萎缩下去一截子。他在人际交往上太实诚了,两句好话一给,他就交了心。别人把他卖了他还帮着数钱。事情是这样的,他给海峡之声电台写了篇广播稿,介绍中国大陆民间文学的繁荣和花儿研究的成果。为了使播送的效果更好,他请了一位有名的女歌唱艺术家录制了几首花儿。艺术家很热情,马上满足了老人,但紧接着就提出了借书的要求.没办法,脸皮薄,只好借了。
原来说好只借两天,可是过了二十天也没有见艺术家来还书。亚雄急得寝食难安,去找了几次都不见到人。守在那里不走,终于见了,却说是又借给别人了。亚雄无计可施,只好文章中表达他的悲愤:“海天阻隔,饱经风霜,我能看到好友寄来的民歌研究成果,已经是万幸了。不料,被一位艺术家借去,爱不释手,快两年了……《中华民族歌谣选集》的内容丰富,正好作为我们研究民歌的借鉴。但愿借书的朋友速将原书送还本人,使之珠联璧合。”
痛失所爱,郁郁寡欢。亚雄于1986年9月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可吓坏了邓玲芳。她以为老头子不行了,便日夜守在他身边,饭不吃,觉不睡,还想着法儿宽老头子的心。她说,你快点好,好了咱全家一块去吃烤鸭哩。亚雄闭上眼不吭声。他竟没想要心疼老伴,让她回去歇歇。终于,邓玲芳累垮了,吐血,便血。
医院里一检查就让准备后事,已经是胃癌晚期了。想让住院,人家不收。后经女儿到处求人,才住了一个小医院。女儿万万想不到要先为妈妈准备后事了。做寿衣要先量一下尺寸,她怕妈妈起疑心,就好像随便说说那样问妈妈:
给我大大做寿衣哩,给你做不做?
那就一块做上,一块做省布料。母亲说。
于是便来量体,商定寿衣的式样。按照西北约定俗 成的规矩,男子的寿衣样式一般是中式对襟褂子,头戴瓜皮小帽。没想到邓玲芳自有她的世界观,要别出心裁改变寿衣的式样。她为亚雄设计的寿认是头戴工人帽,中式对襟褂子上安西装翻领。女儿哭笑不得,那多难看呀。
“你知道个啥?你大大穿戴着那一身去阴间,小鬼一看就知道是地主,还拉着去游街哩,斗哩。穿上我设计的这一身,像个工人,人家就不斗他了。”
邓玲芳为亚雄的后事想得如此周到,也真难为她了。”
降龙木做下的月牙桌,
紫檀木绞上的线多;
阳世上维你是没划着。
阴间里为你费得心多。
邓玲芳于1986年11月撒手而去。
张亚雄好悔,又起不了床了,直躺到第二年的惊蛰。也不知道他在啥时候买了一听烤鸭罐头供在玲芳的遗像前:活着没让你吃上一口烤鸭,死了你把这罐头带走吧。
从那时起,亚雄常犯呆,眯缝着眼,在他的土沙发里一坐就是半天,入静入定,似乎在冥冥之中神游他的花儿王国。
其实,他已经不行了,思维常常断裂,文思已被堵塞,行动异常迟缓。他仍在写—不过是随着过去的惯性向前滑行。经常是写了上句忘了下句,不知所云。再后来,干脆扔了笔,终日在床上看《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
他死了。极不甘心地死在他的陋室里。他的眼睛固执地睁一只闭一只,嘴倔强地张开着,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
这是一张扭曲的脸,如同我们从哈哈镜里看到的那样,虽有些虚幻,有些丑陋,有些变形,却因此而真实。这位原本属于花儿的人物,偏要用花儿的底气去做官场的文章,结果四处碰壁。当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已无奈地来到了天国的门前。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一生有了审美的意义,有了些许吸引力,有了让人沉甸甸有感觉。
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