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

一度极有影响、但早已退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最近突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并警告中国政府说：若政府不控制市场化改革，并解决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中国将“变色”，共产党将会因此丧失政权。

在中国25年的开放过程中，刘国光并非第一个主张退回计划经济、并怒斥市场化的人，但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受到关注。几乎是一夜之间，研究他的“经济思想”的研讨会在全国各地举行，有一场还是在共产党的老革命根据地延安。

长期担任高级计划官员的刘日新表示，政府已失去对许多行业的控制，也失去了对剩余国有企业的控制，我们似乎心甘情愿把它们卖给外国人或任何人。

政治敏感度

抛开怀旧不说，这位退休经济学家的言论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还因为他明确地将共产党能否保住领导地位，与维持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联系在一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少得到如此公开地承认，但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政策论战中，这是核心的根本问题，这场论战存在微妙的平衡，高度政治化，而且往往非常险恶。

这将影响到各种改革，如私有化和金融业的外国投资。有些改革措施已被延迟，比如明晰私人产权的法律，这是一项赋予个人权力、对抗任意没收财产行为的重大改革。

五年一度的党代会将于明年举行，会上将决定2007至2012年的最高领导层职位，而在此次会议的准备阶段，该辩论已变得更加尖锐。预计大会将批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连任第二个5年任期，不过这只是斗争的一半。他们还会希望确保他们的坚定支持者主导政治局，以巩固自己继任者的地位。

从某一层面看，这位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抨击，似乎象征着对胡锦涛政府的反对。但如此直截了当的解读已不再适用于中国。在中国，几乎没什么争论可以完全套用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VS市场”的模式。毕竟，胡锦涛和温家宝已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摆在了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你怎么能在这个问题上对他们加以指责呢？

棘手问题多

3年前，当胡锦涛接任江泽民的位置时，他面对的中国比之前几代人都更富裕，但也更不平等。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表示，中国目前不及美国和俄罗斯平等，而且收入不平等仍在加剧。虽然收入基本上在全面上涨，但作为旧体制特征的社会工资(免费提供的医疗、教育、住房和老年福利金)却被大幅削减了，在农村则几乎完全消失了。

经合组织(OECD)本月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平均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在中国最贫困人群生活的农村地区，近90%的医疗费用都是由个人承担。虽然官方报告的贫困水平下降，识字率上升，但教育研究者却发现，农村孩子初中平均辍学率为30%到40%。“这是在中国最少被报道的情况——中国在90年代严重疏忽了对农村青少年的教育，”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黄亚生表示。

胡锦涛和温家宝上台时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相反，他们直面了这些问题，并宣称，解决贫富差距，改善在大发展年代中落后人群(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状况，将成为本届政府的特点。但他们实施的政策，迄今也没让争论双方阵营中的多少人满意，他们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胡锦涛和温家宝“有了软肋，因为他们承诺要实行‘新政’”，新加坡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的大卫?凯利(David Kelly)表示。

对刘国光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在维持政府(暗指党)对经济的控制上做得还不够。除了他们，郎咸平等著名经济学家，也曾批评私有化是对国有资产缓慢的俄式盗窃。这些经济学家是举着“反改革”旗帜前进的松散平民联盟的一部分。郎咸平在上海主持一档电视节目，颇受欢迎。

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则反驳说，胡温政府正在制造一场灾难，原因正是它拒绝解决国家仍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这一问题。对这些经济学家而言，把贫富差距问题推到中心位置，不过是领导人增强国家在企业界作用的手段。“不是由民众选出的政府或政党会不断受到压力，它必须证明其合法性，因此这种做法就成了消极的政治运动，以使他们与前任者保持距离，”一名在上海的经济学家说，“他们然后就会以此来支持政府干预，支持看得见的手，政府官员自身则会从中受益。”

公私之争

对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大众对改革的失望，与创业型经济的兴起和私人财富的上涨直接相关。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则反过来思考这一问题，他声称，中国出现的反对“改革”思潮，实际上源于对国家控制经济的失望，因为它违背了公共利益。

“国有经济部门的反弹是大量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者造成的，它们的势力之所以强大，那是因为在剩下的国有企业中，许多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完全拥有的下属企业，”他表示，“最好的例子是卫生与教育部门。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迅猛。同时，民营企业进入这两个部门的规模很小。官僚政治带来了巨额横财。”

国有垄断与寡头垄断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将竞争者拒之门外。例如，中国国内唯一的氧化铝供应商中国铝业(Chalco)，拒绝把精炼中国特有低等级矾土矿所需的技术，授权给潜在竞争对手，从而保护它的垄断。此举得到了该产业主管部委的支持。

在电信领域，中国信息产业部不时会处理一下固话与移动企业混乱的寡头垄断，在企业间调换高管，以确保它们对政府(它们的所有者)保持最大限度的忠诚，而不是对品牌忠诚。云南红酒业集团有限公司(Yunnan Hong Wine)是中国西南的一家私人酒业公司，该公司董事长武克钢最近为身处这样的商业环境而悲叹自己的命运：“今年将是民营企业的卖身年——不是给国有企业当‘小妾’，就是给外资企业当‘***’。”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官员寻租造成的损害影响被夸大了。“它们能赚到钱(例如电信业)，但是如果拿这些企业的股本回报率，和其它国家的单一垄断供应商相比，结果将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香港瑞银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

方案与行动

胡温政府在抑制2003年和2004年的信贷增长上“惨败”，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也拖拖拉拉，对此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提出了激烈批评。但中国政府放松利率管制，让银行在给企业家放贷时拥有更大灵活性，从中他看到了更多有利的预兆。“利率自由化是非常有力的改革基准，它可能导致了对私人部门的更多贷款，”他表示。

有一个领域各界一致认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那就是居住着大部分中国人的农村和小村庄。但是对于应该采取的正确措施，人们的分歧也在日益加大。根据名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胡锦涛和温家宝已开始出台针对农业部门的措施，包括粮食和牲畜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增加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开支。政府希望这一系列措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胡温)不太相信利益均沾论(trickle-down)。即使他们相信，他们也等不急了，”上海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

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是很低的，尽管把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所有支出都计入后，算出来的补贴会略高一点。在某些农村地区，新政策已对减少贫困产生了效果。但批评人士表示，中国的农业耕种方式规模小，大多数经济效益低下，所以在该过程中，这些新政策有造成援助依赖的危险。北京某政府智囊机构负责人刘福垣表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值得称赞的，但该政策是“错误的”。“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不是对农民进行补贴，而是一定要设法减少农民数量，”他说，“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搬到城里去。”

农村地区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政府迄今不敢触及的一个问题，主要还是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因为这会带来各种风险。城市居民现在可以买卖住房，但农村土地仍属集体所有，农民是不能拿它们来交易的。

这一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北京中央党校周天勇在一份报告中所说的：农村土地的价值还不到城市土地的10%。“而且还是保守估计，”他说。其他中国研究人员表示，农村土地可能只值城市土地的2%。

这种差异成了腐败官员无法抗拒的金钱诱惑，他们占用农村土地，重新分类并卖出去，用于住房开发或建设工厂。中央政府了解这一情况，但担心允许农民抛售他们的小块土地，将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而土地是农民事实上的安全网。中国政府担心，这种改革可能导致不满和暴乱。

过去10年，官员或与有政府关系的商人，在城市和农村占有了大量土地和资产，这也是去年出现的反对私有化的主要因素。这些并非都是腐败，但中国的所有权法模糊不清，意味着其中许多都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悄悄操作的，并带来了可观的回报。“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很不错，但它造成了负面的政治后果，因为‘有害的私有化’最终会造成政治反弹，”王志浩表示，“中共也已意识到，其统治合法性不仅来自实现经济增长，也来自确保能让每个人都分享经济增长。”

大势不可逆

李青原是金融领域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官员，对于当前争论的结果，她抱着比较乐观的看法。她说，这一点也不像90年代初“引起恐慌的讨论”。当时正值1989年***之后，“左派”真的卷土重来了。“这种争论时常都会出现，但我认为它不会持久，也不会阻碍改革的步伐，”她补充道，“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但这正是最让马克思主义者担心的。对年逾八旬的刘国光来说，这是他几年来他提倡控制市场经济所能搜集到的最有力论据。这种改革意味着，私有部门扩大而政府变小，并最终导致更大的压力：要求政治和制度多元化，可以在没有武断的政治干预的情况下裁决经济争端。刘国光最近被看成是这场争论中的“恐龙”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