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在“为子祈祷文”里有一句话说：“认识自己是认识一切知识的基石”。认识自己就是自觉的功夫，也就是明心见性，如禅宗所谓的“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一个人能够自我阅读，自我观照，把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都能读得清清楚楚，最后也能读出你面前的整个世界。

 

我有一友，陕西关中人氏，以前没出过远门，一日进京，见我感叹曰：我的个乖乖，我以前认为，天下平原再大，还能超过我800里秦川？结果车过洛阳，直至北京，我就没看见一座山。他的意思是，原以为天下只有他家乡的800里秦川最大最平，没想到华北平原比秦川更大更平。

 

一个人，一旦跨出自己熟悉的地域，身体会不舒服不习惯。比如，南方人到了西北会因为干燥而流鼻血，平原人上了高原，会因缺氧而头疼。这说明身体对新的环境和一个适应与接受的过程。在文化上，也是一样，你走出自己的家乡，进入新的文化地域，会有新奇、新鲜和喜爱，也会有陌生、恐惧和厌恶。这就是冲突，文化的冲突。冲突是好事，当你在冲突中艰难地挣扎或适应或融合之后，回望你走过的路，回望从前的你，才知道自己胸怀大了，看事物的方法改善了，全面了。

 

老子是国人引为自豪的人物，他的主要智慧就是“处下”、“若水”。承认别人比自己高，承认自己比别人好，像水一样，趁势而为，这才是智者之道。如果听一个人说了一声“香港人是华人中素质最高的群体之一”就发火，怀疑这是分裂国家的阴谋，是挑动族群矛盾和内斗，是放狗屁，恨不能立马拉出去“咔嚓”，未免有点过于激动或激奋。其实，大可不必。毛泽东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西人也说，我可以不同意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少一点辱骂，多一点据理力争，也许我们会更客观，更大度，更容易被人接纳也更容易接纳别人，包括世界。

下面是我从阿忆先生历史纪实《香港：明月照耀下的奇迹中》摘编的香港人的形象，以此证明我的观点，香港人是华人是最优秀的一部分。

 

 

华商早在1880年就已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与洋商的实力对比，这种民族自豪感比那种虚妄的喊叫更扎实可靠。那时，在交纳地税的18家大型企业中，除了怡和洋行1家是英国人所开，其余17家全部是中国人的公司。在香港立法局会议上，第8任港督轩尼诗宣布，香港政府90%以上的税收来自华商，香港最大的地产主是中国人，中国商人手中，掌握着汇丰银行发行的绝大部分港币！

而整整100年后，当李嘉诚从英商手中强取和记黄埔集团时，英国人几无还手之力，第一次俯首让中国人作了英资财团的董事局主席。当包玉刚放弃船运，挥师上岸，决定收购英资九龙仓集团时，怡和集团曾支持置地集团剧烈反抗，但包玉刚气吞万里如虎，一夜之间调集21亿港币现金，一举收购了49%的九仓股票，成为第二位入主英资财团的中国人。

香港5大英资财团至此已被华商蚕食鲸吞了一半，这与内地人误以为香港华商一直跟在英国人屁股后头跑的想象，实在差得太远。

实际上，香港华商已在经济生活中直着腰板，干了120年！

 

香港利源街是一条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长街。

100多年前，从广东来香港经商的金利源，是这条街最早的主人。1894年，以金利源的名字命名的利源街诞生了，不过，建设中的利源街转到了另一位华商手中，不久，它再次转给第三位华商，但三易其主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它的街名。

毕竟，“利源”是香港所有街道中第一个出现的中国名字。

利源东街就像一个象征，在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命名香港街道的那一年，大批海外华商回到香港，给崛起的华商集团注入了全新的血液。

 

1887年秋天，香港第一所专科大学——香港西医书院——宣告成立，孙中山闻说那里课程丰富，可以鼓吹革命，便退学广州，重返香港，报名妇产专业，成了西医书院的首批学生。

在香港西医书院上大学的5年中，孙中山结识了唯心思想家何启博士和买办革命家杨衢云，并与后来的革命党人陈少白和陆皓东同窗苦读。白天，孙中山认真习练西医，夜晚则挑灯夜读西方革命书籍。

 

1892年，孙中山成了香港西医书院首批毕业生，由于淘汰制度严格，所谓首批毕业生，实际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两位学员。在7月典礼上，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对这两位中国学生发表演说，要他们不受金钱报酬的诱惑，只在心中牢记一个伟大原则，即，为把科学和西医医术输入中国而奋斗。

 

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总部在士丹顿街的乾亨商行宣告成立，香港第一位学贯中西的思想家黄胜之子黄咏商，最初曾担任会长。孙中山立誓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香港从此成了孙中山武装革命的基地。从1895年香港兴中会总部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曾亲自策划了10次位于南方的起义，其中1895年的乙未广州起义、1900年的庚子惠州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1910年的广州新军之役、以及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都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谋划、筹备、和指挥的，当起义失败后，香港又每每成为革命党人的避难所。

 

1905年，中国同盟会总部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当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号上发表"民族"、"民权"、"民生"的主张时，远在香港的《中国日报》却迅速响应，连载10天长文，详细阐述孙中山思想，并首次使用"三民主义"一词，此后，"三民主义"成了概括孙中山政治理想家喻户晓的固定语。

 

20世纪初，中华民族依然处于危亡之中，在这种历史关头，孙中山立志统一全国，振兴中华，而当时的一位香港影人竟极其高涨的热情，及时拍摄下了那种革命场面。

这位影人就是在香港大名鼎鼎的黎民伟。他被称为中国影业之父。早在1913年，香港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时，黎民伟不仅是剧本编剧，而且反串了其中的女主角，而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扮演扇坟使女，成了中国第一位女演员。

1921年，黎民伟创办了香港的第一家电影院，1923年又创办了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民新公司1925年迁移上海，但在香港的短短两年，黎民伟竟拍摄了近20部与孙中山革命有关的记录片，奠定了中国记录影片之父的坚实地位。

 

1937年，日军为实现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想方设法采取切断中国军用物资供给。1937年8月，国民政府终于动工修建早在孙中山时代英国人就一直觊觎的广九和粤汉两条铁路的连线，当日本禁止中国船在长江下游和从上海到广东汕头的东南沿海航时，一条仅仅9英里的铁路把广九线和粤汉线连为一体，开通了最快捷的国际运输线，众多货车星夜穿梭在九龙和武昌之间，为抗日前线运去了为数甚巨的物资。

1937年9月，封锁进一步扩大，除青岛和3个外国租界外，北抵秦皇岛南至越南的海疆全部封锁，10月，日机开始持续猛轰广九铁路中国路段。12月底，青岛也被封锁，中国的千里边关和万里海疆，就只剩下新疆至苏联的西北公路、英占香港、葡占澳门、法占广州湾、法占越南5个对外通道了。

1938年初，在英国配合下，香港至广州开通一条公路，为运送抗日物资提供了又一便利，但3月，法国迫于日本压力对中国实行禁运，广州湾和越南通道关闭。12月，国民政府打通云南缅甸公路。此时，中国对外通道只有4个，其中香港有久炸不毁的广九铁路和穗港公路，因此对中国的生存至关重要。

当年，美国国务院评论说，中国没有马上灭亡，原因有三，一是凡兵工厂所在地均没被日军夺去，二是国民政府保持着巨大海外购买力，三就是香港对中国保持着开放。

 

1938年，新四军军长叶挺派人来港，请宋庆龄解决新四军缺医少药的困境，不久，叶挺便接到了一批医疗物资。1939年，新四军卫生部长通电告急，保卫中国同盟迅即行动，为新四军伤病员开展"两万条毛毯运动"，得到国际友人慷慨无私的援助。1940年，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募捐，宋庆龄请来港督罗富国夫妇、何东、周寿臣等一大批香港名流，为山西国际和平医院筹集到可观的基金，并介绍去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1941年，为帮助伤兵和与日俱增的难民进行生产自救，保盟发动声势浩大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人潮涌动，就连一直不敢开罪日本人的罗富国也发表呼吁演讲，人们滴水捐助，集腋成裘，把一颗颗爱心寄放在了保盟的募捐箱里，

 

1938年8月13日，上海抵抗日军一周年纪念日那天，香港的瓜菜小贩开始在九龙举行义卖，随后迅速扩大到香港繁华地段，一时风起云涌，热烈非凡，掀起了香港"八·一三"献金救国运动，很短的时间里，捐款便突破了100万元。

 

1938年10月10日，香港同胞把庆祝双十节的宴会专款改为捐助，为内地军民购买了数十万过冬寒衣；12月，香港司机总工会走遍港岛、九龙、"新界"，为内地前线募捐购制了救护车和药品；1939年初，在宋庆龄的建议下，香港的5个妇女团体将募集的5000多件艺术珍品运至欧美拍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中国战区的医疗救济事业。

 

1939年初，汪精卫叛国投日，香港志士愤然刺杀汪伪报纸《南华日报》的社长。同年夏天，汪伪集团在港的《南华日报》、《天演》、《自由》三家报社工友80余人，相继宣布辞职，他们虽因此生计无着、穷困潦倒亦绝无悔意。担任国民政府国民参政员的毛泽东委托重庆《新华日报》将捐款转交香港工友。

 

1941年5月，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黄炎培先生，到香港募集公债，仅仅一个星期，黄炎培便募到了410万元。献金救国，功不可没!

 

1941年，日本代表来港设宴，拉拢华南影界，蔡楚生、司徒慧敏发表文章，号召香港影人坚守气节。

香港沦陷后，影业人员或撤回四川后方，或改行从商。让后人十分感动的是，在抗战期间，整个香港影界竟能全员息业，没有一人与日寇合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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