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我们而鸣

“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送别一位美国朋友、既是音乐家也是牧师的史蒂夫。史蒂夫是一个单身的中年男子，他给中国带来了美好的音乐，也带来了神的福音。几次短暂的会面，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的谦卑和无私、他的真诚和热情，都是我们自己所匮乏的品质。分别是忧伤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真希望下场暴风雨，明天飞机不能起飞，史蒂夫就能再跟我们一起呆几天了。没有想到，一语成谶：一场比暴风雨可怕千百倍的灾难突然降临了。

　　我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纽约的火焰、烟雾和血肉。我们的心跟那些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心一样撕裂了，我们的泪水跟那些失去父亲的孩子的泪水一样流淌着。我们一起祈祷，为那些死难者祈祷，为那些幸存者祈祷，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祈祷。歌唱家赵莉含着泪水为我们唱了一曲《爱的家在天堂》——我们祝福那些在一瞬间失去生命的无辜者能够在天堂中沐浴着爱开始新的生活。

　　这一事件中的是非善恶是非常清楚的——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一次公然的侵犯，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粗暴践踏。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开头这样说：“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这次的恐怖事件，是对联合国人权宣言这一公认的国际原则的可耻的侵害，也是向我们每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肆无忌惮的挑战。因此，迎战这一邪恶的行径，乃是我们所有肤色、所有种族、所有国度的人不可推卸的义务。

　　然而，我还是以太大的善意估计我的同胞们了——从第二天早上起，我在网络上、在现实生活中，听到和看到的居然是大量幸灾乐祸的声音。面对这些疯狂的掌声和狰狞的笑容，我简直疑心我还生活在人间。这个拒绝神的民族已经堕落了五千年，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它居然堕落到了丧失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的同情、怜悯和爱的地步。当我听到或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言辞的时候，当我感受到那些旁观者猎奇心理被满足的快乐的时候，我不禁想：假如你的父母、子女、丈夫或者妻子也是遇难者中的一员，你还能够悠然自得地充当一名喜不自禁的“看客”吗？

　　这些丧心病狂的“看客”之中，有我曾经尊敬过的、却越来越让我失望的台湾作家李敖，他在电视上大谈美国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为恐怖分子鼓掌。有在清华大学讲台上为人师表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也有所谓的“国际关系专家”李寒秋；有认为美国的遭遇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李宪源（他号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却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天堂”——加拿大的多伦多），也有煞有介事地宣称美国消耗能源世界第一、所以美国是“邪恶国家”的学者韩德强（另一方面他却以能够到美国去访学为荣）……更多的则是网络上那些或者穷凶极恶、或者油腔滑调的匿名者。这些人的丑恶言论表明：他们已经加入到恐怖分子的罪恶之中。如果说恐怖分子杀害了无辜者“实存”的生命，这些家伙则对人类的尊严和高贵实施了第二次的谋杀。

　　在我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一种有尊严的动物。所谓“尊严”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人类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次，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永恒的价值。由此而来的自然推论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人的尊严。所有关于爱的呼唤、所有关于和平的希望、所有关于自由的憧憬，都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基础。人的尊严是人类共同分享的财产，对于这个财产，我们所有的人，既都享有一份又都负有一份责任。我们被一种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我们对其他人的命运不可能无动于衷。

　　然而，在我们这里，不仅有无数的无动于衷者，而且还有更多的幸灾乐祸者。这是一个怯懦的民族仅存的一点“勇敢”，这是一个自私的民族表达“爱国精神”的唯一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比那些狂热的恐怖主义者还要等而下之。在我看来，这一次不仅是美国的国难，更是中国的“国难”——某些中国人淋漓尽致地将内在的邪恶展示在全人类的面前，这种没有丝毫节制的邪恶让另一些良知尚存的中国人深感耻辱。我们曾经嘲笑在专制和野蛮中挣扎的利比亚、古巴和其他的一些“落后”国家，但这一次我们自己的表现，跟他们相比却黯然失色——连他们也知道人间还有不容跨越的伦理底线，我们却以能够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为荣耀！这是怎样的一个“天朝大国”啊！“大国寡民”们的心理结构、理性能力和精神世界，已经退化到了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的前夕。不！连那个时候也不如！李敖们、阎学通们、李寒秋们、李宪源们、韩德强们、以及更多更多的撒旦们，已经自动地放弃了做一个“人”的权利——我也相信，没有哪个动物族群会接受这些垃圾加入它们的行列，连畜生也会耻于与他们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