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夜里翻箱倒柜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到一张08年的南方都市报，11月18日的，瞄到“城事”版那面的那个大标题，就立马决定先不把它往垃圾桶里送。那篇东东是关于CAMA中国建筑传媒奖的，标题是：“香港20年一个有趣的建筑都没有——香港建筑批评家胡恩威认为香港越来越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大致内容是说香港没有什么公民建筑，香港的建筑都是极端的一个模子的设计模式，没有“深度”。

要我说，我也赞同。

这半年多呆在香港，见识了不少“本土”居住类建筑物，深深感到香港的建筑文化都给建筑师吃了，连骨头都不剩。

胡恩威说，香港把文化变成了娱乐活动；香港的大学培养的也只是些“找工作”的人——这点不赞同，因为哪里都一样——英国人给香港留下一个文化自由的空间，但香港人没有好好发挥，一味用来做“八卦”之事。按照他的说法，一个大都会的多元化是可以在其建筑细节和公共空间中看出端倪来的。

我却觉得，即便连幸福程度也是能从建筑中看出来的。

不仅是建筑，看着快餐店、地铁中的人们的脸——在几乎完全标准化的生活模式中匆忙赶路的人们的毫无表情的脸、或是那些如日本企业老板迫使员工咬着筷子练出来的机械化笑容——都似乎在透露着整个社会幸福的难得一见。

那么香港的幸福在哪里？

已经有研究表明，幸福与金钱和物质的富裕程度没有太大关系。在香港这个地方则更能体现这一事实。据本人所见的一些处于社会中上收入的中年男士，渐渐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一个共同点：大大的熊猫眼。假设物质的富裕能换来幸福的话，则这种幸福无法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至于女性，本来女人的幸福与否是写在脸上的，但在这样一个消费型社会，不知道是否因为科技先进保养有方等原因，她们的内心幸福感则不易觉察。

在这里，想插个小叙事：话说这个周末，本人因事跑到荃湾，一下地铁站找不到巴士，时间紧迫，又不认得路，就打算叫的士。一上车，就急急忙忙报上地点，问司机知道怎么去不？那司机大概三十快四十岁左右吧，一脸轻松的笑容，精神抖擞的，嗓门也大，我才一坐稳，他就开始“教训”起我来，说我说话干嘛那么急啊。我说因为赶路，他就说：“赶路是用脚的，不是用嘴的。”一句话就把我堵得没话说。我乐了，因为在香港这么久，真难得见到说话这么好玩的人。他一边开车还一边取笑我是不是平时也这么说话急急忙忙地把男朋友也吓跑了啊，我跟他搭着话，原来赶路的紧张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许多，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还有点不舍得下车。

我把这事告诉在香港工作的朋友，她就说起她每天上班经过上海街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扫大街的大叔，他每天都是那么的“活跃”——不时舞动着扫把哼着歌，而且唱得还不赖——于是我和朋友都论定，香港最幸福的人群，并不是集中在中上阶层，反而会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并不起眼的地方。

突然想起每天上学搭东铁时候的情景：每回搭地铁、东铁，我们这堆“大陆”学生总是最经常性交谈嬉笑最吵闹的人群，每次都能感觉到旁人对我们这种“肆无忌惮”行为的异样的目光，而每次发现这种目光我自己都会有点不自在，有点歉意。但此时此刻，反倒觉得，偶尔为这个地方贡献一点欢笑声应该不是坏事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