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内地建设急需对外经济联络，这为香港中转贸易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巨大空间。1950年元月，英国作出现实的决策，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承认新中国，而香港商人把握时机，积极扮演中外经济交流的中介，香港也随即成了内地对外贸易的中转站，恢复了中转贸易港的国际地位。

1949年，香港对内地的贸易额上升了66%，1950年再度上升74%。韩战初期，内地通过香港进口的货物更是成倍增加，1951年，香港的贸易总额竟高达93亿港币，超过了1947年3倍以上，即使在英国跟随美国实行对华禁运时，香港政府也对港商偷作内地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它十分清楚地知道，禁运使香港经济一落千丈，香港中转贸易的生机，除了向内地求索，此外别无更好的妙方。

 

50年代，战后的西方国家已把技术密集型产业当成重点，原来那些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再也引不起西方的兴趣，于是香港利用从内地流注的大批资金以及从上海迁港的企业人才，在纺织、印染、服装等轻工制造行业扩充实力，异军突起，并长驱直入地闯进欧美市场。短短的七、八年里，港九地区的新工业区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香港在跨越战后第一道经济险滩的过程中，竟改变了100多年来以中转贸易为生的历史，果断而迅速开创了工业化时代。

 

50年代中后期，香港岛和九龙大批涌现新兴工业区，工厂数目和工人人数年年递增。由于台湾、韩国、新加坡当时尚未形成工业规模，于是港制品充斥了世界。

1959年，香港工业产品的出口总值突破22亿港币，首次高过中转贸易总额，此时，香港已从中转贸易港转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工业化大城。

60年代，欧美和日本的工业开始大踏步向高精尖方向运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几乎全部抛向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而当年的香港恰是一个劳动力十分富余、十分便宜的地方，与此同时，内地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这种政治上稳定，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使得香港毫无后顾之忧，在轻纺、钟表、电子等工业领域获得了长足进步，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在东亚诞生了。

 

人们将70年代称为"香港经济的多元化时代"，这段时间，百余年的中转贸易依然运转，50年代凌空出世的香港工业大难不死，服装、钟表、玩具等许多工业制品，其出口额和出口量均已扶摇直上，位居世界第一，而金融、旅游、房地产业后来居上，纵身而起，将香港经济推上了起飞的跑道。

1981年，香港已如日中天。

在世界惊疑的目光中，香港成了全球三大黄金市场之一，其银行数量居全球第三，银行贷款额居世界第五，股市总市值进入全球十强。香港成了国际金融的一个重要中心。

 

诺贝尔奖金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曾说，香港只用了30年时间，便走完了西方200年的路程。

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更为香港平添了一股春风，从那时起，香港每年的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远远高出世界经济的平均增幅，万商云集的香港终于成了全世界的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等五大行业的中心。

香港成为耀眼的东方之珠后，菲律宾决定在宿务省营造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泰国要把泰南五府改为"香港式的"自由经济区，日本计划在琉球群岛已开辟一个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香港第二"，而韩国决心把济州岛建成"第二个香港"。

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香港经济成就也得到了中国内地的肯定，邓小平曾多次谈到，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从1841年英军强占港岛到1941年日本攻占香港，其间长达百年的中转贸易港时代，为战后香港经济长足进步，埋下了伏笔，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近代华人社会的成熟。

早在1880年，香港华商在中转贸易中压倒外商，形成社会势力，八任港督轩尼诗坦率地宣布，港府税收90%来自华商。

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对香港人作出这样的描述：去香港看一看你就会知道——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

在全世界范围内，香港普通劳动者的勤奋程度，屈指可数。他们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具有超凡的适应能力。

香港华人的天性是百折不挠，凭借这种天性，华人在谋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使香港经济跨越无数次坎坷，造就了今天香港的繁荣。

香港居民97%是华人，历史上数次南迁的内地华人汇聚其中，给香港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叹为观止的大量资金。

正是以华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创造了香港过去的繁荣。

 

邓小平文革后第一次露面，是1977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香港对国家队的比赛，当时，霍英东就坐在邓小平身旁。当人们发现了邓小平时，场上欢声雷动，霍英东也第一次被人们看到。

霍英东酷爱体育，他曾以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和香港足球总会长的身份，在国际上奔忙，最终恢复了中国在亚联的会员资格，由此，为全面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席位，打开了突破口。

当时，霍英东提出即坚持原则又具有灵活性的建议，即，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同时允许台湾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入会。

1984年，中国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15块金牌，凯旋后，霍英东在国庆宴会上宣布，捐资1亿港币作体育基金，使其用于国家的田径、游泳、足球三个比赛项目上。

在中国获准举办11届亚运会后，霍英东得知内地困难，便主动开口，捐资1亿港币，兴建了现代化的亚运村英东游泳馆

1990年秋天，霍英东与北京饭店合资兴建的贵宾楼饭店按时完竣使用，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赶在亚运会之前，让亚运会组委会满意入住。

 

1979年，胡应湘成为到内地投资第一批港商，他联合地产五虎，出资1亿美元，在广州兴建中国大酒店。1980年，胡应湘建成的合和中心大厦，高64层，当时是亚洲最高的摩天大楼。

1984年，胡应湘决计投15亿美元，兴建联接广州、深圳、珠海的高速公路。10年后，广州至深圳120多公里长的东线高速路，已全线通车，达到了高速路的世界最佳标准。目前，广州至珠海的西线部分正在施工。

由于电力跟不上广东经济的发展迅速，胡应湘提议在虎门的沙角兴建电厂。1987年，沙角Ｂ电厂以世界最快的速度——22个月建成，年发电量超过40亿度，占广东电网电量的五分之一。1996年，沙角Ｃ电厂建成，年供电量达到120亿度。

 

在1949年前后，南来香港的内地文人大部分北归，投身内地建设，而内地对新政权报有疑问的文人却陆续南移香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就是其中之一。

这段时间，香港文坛上出现了显著的对立分歧，继而又与内地产生了较大疏离，联系日渐减少。不过，从50年代开始，香港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迹象，任何艺术流派都能在那里自由生长。

那些传统的"本地文化"旧枝抽新芽，其中具有生命力的部分或独立生长，或嫁接到别地领域继续施展影响。

香港成为自由港以来，西方文化便如潮涌来，百年来也在香港的土地上生根开花。

随着香港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文坛又发生了质的改变，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战后出生的第一、第二代本地艺术家走到了前台。出生在香港本地的艺术家与战后香港社会一同生长，其生活和事业，全部根植于香港城乡演进的真实，因此当他们从事各种艺术创作时，共同凝成了带有强烈本土意识"本土文化"。

70年代前后，这种具有鲜明香港性的本土文化，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大多数文化作品，只需一睹，便知是香港人所做。当时香港的两个中文台，几乎都用全部的黄金时间去播放本地自制的文艺节目，从而有力催生并普及了本土文化，对殖民文化起到了渐渐淡化的作用。

从1967年港人反英抗暴，香港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改从前对文化的"消极不支持"态度，开始关注文体活动，搞西式沙滩舞会，兴办香港节及国际电影节，香港的多元文化始见繁荣。

 

香港成了国际文化交汇的中心。经过几代文人数十年耕耘，香港文化逐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

香港摄影艺术不断在国际上获奖，当香港跃居世界四大电影基地的时候，香港传媒业飞速发展，夺取"国际信息中心"之冠，而最新建成的文化设施完全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香港的现实主义小说，内地人也多为陌生，只因为《虾球传》曾被内地改编成电视剧，而知其作者是黄谷柳。

 

梁羽生突破传统武侠模式，创造了荡气回肠的新派武侠小说，武侠大手笔金庸将武侠小说写到了极致。

金庸1923年出生在浙江一个标准的文学世家，哥哥查良铮从事的是严格的文学批评，堂哥穆旦及表哥徐志摩都是诗人，但金庸却从50年代开始走上了一条与家族完全相反的路。他从未习武，却写活了武侠，他突破旧小说只写个人恩怨的范畴，运用渊博的历史知识，吸收西方文学的悬念技巧，将人物置身于民族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旋涡中，让他们充分欢喜，充分悲痛。

 

金庸的小说大多写于50至70年代，在长达40的时间，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神雕侠侣》、《笑傲江湖》脍炙人口，不仅为无数书店带来了滚滚财富，也为文学界带来了一场革命。

 

在中国电影史上，香港的电影业举足轻重：1913年，香港华美影片公司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20年代，香港影人黎民伟随军拍摄北伐，开创中国记录片的先河，而邵逸夫兄弟的《白金龙》则为中国带来了第一部有声电影。

香港的电影分为文化片和娱乐片两大类。

从抗战时期内地影人迁港，兴起两次电影清洁运动，一直到70年代之前，社会写实主义始终是香港文化片的灵魂。但70年代后，一批青年导演从海外学成回港，现代主义一度弥漫香港影坛。不过，现实的变化令他们促不及防，他们被迫改变初衷，转而涉足娱乐片，把武打和喜剧推向了颠峰。

70年代初，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龙的功夫片，中国电影突破疆界，惊动欧美。20年后，嘉禾公司投注巨资，以成龙的《红番区》再度轰动全美......

香港的土地仅仅是北京的十六分之一，但它的电影制片公司却多达54家。每年，香港会出产200多部影片，其销往世界的电影出口总值高达10亿港币，因此在电影产量上，香港排名世界第三，出口值位居全球第二，号称"东方好莱坞"。

 

1907年，邵逸夫出生在上海。邵家生有8个子女，邵逸夫排行在六，人称"六叔"。

早年，邵逸夫与大哥在上海投身电影事业，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成为中国影业的奠基人。

1927年，邵逸夫与三哥在新加坡组建了"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为新加坡人拍电影，并建起了自己的戏院网络。

几年后，邵氏兄弟在东南亚的其他城市也拥有了自己的戏院，从而占据了整个东南亚的电影市场，

1957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公司"。邵逸夫组织了强大的演员、编导、摄像阵容，购来最先进的器材，建起庞大的电影城，年产影片过百部，并以十几家电影院组成了自成一体的放映网络。

60年代，邵氏兄弟公司终于成了香港最雄壮的电影制作公司，其他公司仅可望其项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1987年，邵逸夫从事电影事业已60多个春秋，这一年，邵逸夫决定停止电影制作，转而拓展房地产。由于他先前购入戏院时，总是将戏院下的地皮一并买下，因此当戏院带动戏院四周变热后，地皮也随之大幅涨价，邵逸夫因此而跃居香港十大富豪。

 

香港商业影片的一大主流是其历年不衰、蓬勃发展的动作片，它从60年代的武侠电影开始起步，70年代又从功夫片生成现在的警匪片和暴力片。

香港的功夫片进入全新的境界，缘起于李小龙。70年代初，嘉禾电影公司出品由李小龙主演的第一部功夫片《唐山大兄》，当李小龙的第二部功夫片《精武门》在美国播放后，美国万人空巷，中国人的影片第一次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轰动。

李小龙的功夫片在西方扫尽华人是东亚病夫的看法，并在骤然掀起习练中国功夫的热潮。

把功夫片引入警匪片的是功夫巨星成龙。70年代末，成龙出道，90年代竟涉足美国影业，主演《红番区》，其情节扣人心弦，武打设计出神入化，加之场面宏大，冒险程度奇高，因此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票房收入。成龙以及成龙的警匪影片开始名满世界。

90年代，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进军美国，为好莱坞执导美国大片《断箭》。《断箭》虽然充斥着大量暴力片段，但吴宇森毕竟成了好莱坞的第一位华人导演。

 

早在1980年，香港银都机构就与内地合作，投资拍摄轰动一时的功夫片《少林寺》，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与内地合拍电影的香港影业公司。

不过，真正将两地合拍片推向第一个高峰的却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

1983年，李翰祥与内地联手，投拍《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其场面之大、作工之精，无与伦比。此后，香港与内地联合制作电影的尝试成了影界的一个话题。

随着内地新一代导演群体的崛起，两地合作拍片的举措蔚然成风。由于拍摄《少林寺》、首开风气之先的香港银都机构，近年来雇佣内地著名导演，斥资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寡妇村》、《菊豆》、《秋菊打官司》，这些影片大都在放映时引起轰动，并在各种电影节上连连夺取桂冠，蜚声海内外。

两地合拍片的高峰是《霸王别姬》。《霸王别姬》由香港演艺巨星张国荣领衔主演，内地的陈凯歌担纲导演，影片内容跨度极大，放映效果轰动一时。

 

香港的体育英雄，是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他曾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金牌。容国团1937年出生在广东中山县，但自幼居香港。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容国团夺得了男子单打的世界冠军，为中国赢得了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容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生命格言，曾激励了几代人成长。

 

1996年7月30日，在萨瓦那进行的奥运帆板前8轮比赛中，香港选手李丽姗，以较大的优势获得领先地位，稳获女子帆板金牌，为香港赢得了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应运而生。

廉政公署的最高长官是廉政专员，除港督之外，廉政专员不受任何人约束。廉政公署的工作人员在千名以上，主要职能是调查一切公职人员的贪污行为，他们有权要任何人提供资料，有权进入任何楼堂馆所，有权查阅任何人的保险柜和帐目，有权使用武力拘捕涉嫌犯，并冻结其财产。廉政公署一经成立，立即选择拿高德勃开刀。那时，香港政府已决定顺应民意，要求英国引渡高德勃给香港。由于英国并没有诸如政府人员无法解释生活标准高于薪俸所能即认定为贪污的法律，而香港法律又不能适用英国，因而廉政公署作了加倍的工作，才获取英国法律在达成引渡承诺时所要求的证据。1975年，廉政公署执法处终于把全世界最富有的警察押回香港受审，并由此而名声大震，极大鼓舞了香港市民打击腐败的信心。

 

1987年，第三届国际反贪大会在香港举行，廉政专员终于宣布，以往香港政府中存在的集团式贪污已被彻底铲除。

 （摘编自阿忆《香港，明月照耀下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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