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禄1931年生于陕西省合阳县的后新庄村（现在叫路一村五组），6岁上私塾，9岁父亲去世。19岁时开始务农生活。曾担任互助组组长、大队会计、大队支书、大队长，也当过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农科站站长。他的第一篇日记开始于1940年的腊月十三，直到2000年1月，共记了200余万字日记。侯永禄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他于2005年春节去世。

1982年7月19日，陕西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农民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分到田地、互助组、农业社、人民公社、再到责任田，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道路啊！”

也是在这一天，侯永禄还听见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

这两句话成为了我阅读《农民日记》，思考中国农民六十年生存的关键点。好几天，我都在仔细琢磨侯永禄的感叹。他是在感叹时间的意义吗？是在感叹贫穷饥饿、感叹自己命运不济，当了一辈子农民吗？也许是，也许不完全是，我想，他应该是在感叹他的责任田，感叹他这一辈子亲眼见到的与土地有关的无休止的折腾。

1940年腊月十三，侯永禄在日记里写道：“我家里有三十多亩地，兵粮、差款样样按地亩的多少摊派。有人劝我们把地卖一些，母亲还是舍不得卖掉，便把地当给张有粮十九亩。每亩当价二斗麦，共当回三石八斗麦”。

从这一段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信息：

第一，1940年，中国农民的土地制度是私有化；

第二，1940年，中国农村存在着具体的土地交易市场，存在着买卖、典当等多种交易手段；

第三，正是农民拥有土地私人产权，当时的中国农民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土地交易，换取必要的食品，解决起码的生存问题。这可能是当年战火连年，民不聊生，但中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事件的主要原因。

把时间拉到1961年2月29日，侯永禄写道：“我家人口多，劳力少，靠在队里挣下的工分分下的粮食仍不够吃。我便在抓紧做好自留地的同时，也开垦些荒地，以增加口粮。我在村周围寻找荒地，发现几年前大修老八沟水库时，把堡子胡同原来的道路废弃了，从埝上开了个新路，胡同里便长满了荒草。本队社员有几个人便在埝边锄掉荒草，平整地面，开荒种地。我也和菊兰（注：侯永禄妻子）趁空闲时间去那里用锄除荒草，用锹翻地，共开垦出有一二分大的一片地。……，事实上，我开荒种了三料，最好的收成就是四升糜子，还不够苦工钱！不久，大队便宣布，社员开的荒地一律归生产队所有。唉，就这样，那块连牲口走过了也不爱回头，集体根本就无法耕种的荒地，还是荒芜了。”

显然，我们看到，二十年后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土地不再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国家所有，农民从财产到人身，完全属于国家所有，农民的劳作必须在政府的强力意志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市场已不存在，国家设计好了生产、流通的每个细节。农民只需种好农田，收割粮食，上缴给国家，就可以了。

1958年到1961年，正是被官方史学家称为遭遇自然灾害的三年，因为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万。侯永禄对此也有记录：

1961年1月27日，下午，“保管员侯寻荣来我家办理有关手续，见我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便关切地问：你身体咋成了这样子，得补一补，到街上买几斤菜吃一吃，身体自然会好起来。我苦笑了一下说：是呀，菜能补，买菜要花钱的，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还买啥菜？我又看了看炕上幼小瘦弱的万胜（侯永禄的儿子），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

在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与农民土地制度之间，究竟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一个相当繁重的学术课题。不过，历史的发展细节似乎比学院性理论研究更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进入80年代后，中国农村土地出现了制度性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侯永禄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锹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

中国农民在经历40年的苦难之后，终于以责任的名义拿到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土地（当年响应“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号召，以生命来保卫的“胜利果实”），自此之后，也终于以责任田的名义，基本解决了自身的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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