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很荣幸，因为宣扬崇敬毛泽东的观点，在网络上被人骂为“流氓”。

这个网民在笔者的博文后面，将如下留言到处粘贴：“颜昌海是个实足的流氓畜牲，颜流氓是毛迷”；“请问颜流氓，你为何要大力歌颂毛泽东呢？你不觉得你无耻吗？”；等等。

最近，凤凰博报编辑给笔者留言，说“湖南省文化厅艺术处、省话剧团拟邀请全国‘十大名博’来湘以最挑剔的眼光审评《韶山升起红太阳》”，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权力机关主动邀请草根媒体的博客，主动亲近网络，凤凰博报拟跟进关注，要笔者作文“谈谈您理解的毛泽东文化”。湖南是笔者的家乡，湖湘文化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古来就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称誉，而毛泽东的思想文化又将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所以，尽管被人骂做“流氓”，笔者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谈谈自己心目中的湖湘文化和毛泽东文化。当然在一篇短文中，只能说说感性、粗浅的理解和认识。

湖湘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缘于神农文化和炎黄文化。湖南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有人工的栽培稻，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栽培稻标本。这说明，湖南人在神农时代就开始了人类的稻作文化。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洞庭湖平原；洞庭湖平原的澧县发现了八九千年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证明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而且，其辐射光芒波及黔鄂周邻。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黄联盟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并由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先秦、两汉的湖湘文化，发展成特征鲜明的楚文化；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宋、元、明、清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形成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勇于艰苦创业，勤于开拓创新，乐于牺牲奉献，善于包容互补。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至今一脉传承，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人对国家盛衰和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湖湘文化的哲学思想和方向，表现为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17世纪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济世救民启蒙思想，更成为了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南人都无不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特别是明末王船山启蒙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清末中兴之臣绝大数是身受湖湘文化教育的湖南人，近代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的领袖也以湖南人最多，无不深受王船山哲学思想的熏陶。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湖湘文化，其精髓可用八个字来概述：“经世致用、实事求是”。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文人能扎军寨、打硬仗，黄兴、蔡锷誓死捍卫民国、反对帝制，毛泽东、刘少奇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终生的原因——毛泽东早年，还创立过“船山学社”。

日前，有网友在网上晒出长沙世界之窗的几幅照片，有人骑上毛泽东塑像拍照片，引起大多数网友的谴责。有的网友义愤填膺，说她侮辱伟大领袖，甚至是侮辱整个中华民族；如此“上纲上线”固然过激，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有人在这个新闻的跟贴和讨论中，罗列毛泽东对中国的种种贡献，也有人罗列出毛泽东的一些失误之处，比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等。毕竟，毛泽东已经走下神坛，已被“去神化”，那个“造神时代”离我们远去，看待这些塑像尽可以心态平和。然而，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和个人崇拜无关，事关我们的思想文化传承，也寄托了我们对现实的愿望，以及对后代子孙的期待。

承前所述，近代以来，自曾国藩、左宗棠以及黄兴、蔡锷身上，我们看到湖湘文化的影响，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将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湖湘文化的勇于艰苦创业，勤于开拓创新，乐于牺牲奉献，善于包容互补，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和济世救民精神，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集大成的体现。而笔者至为推崇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

其实，毛泽东的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就是人民是历史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源于其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深刻认识。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自诩干了两件大事，一是解放了全中国，二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而干这两件大事，他的法宝就是依靠人民，发动群众。战争年代，他靠人民战争取得胜利。和平时期，他靠群众运动维持统治权威。对于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大陆人基本没有什么争议。饱受争议的是建国后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进入毛泽东时代，一个群众运动接着一个群众运动。

当然，这个群众运动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体制里，还是在政治体制里都不存在了。领导人从文化革命中获得了一个教训：不能把群众动员起来。于是出现了一些口号，比如建设法制国家，恢复和健全了国家机器；逐渐形成公权力独大的局面。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群众应该说是一种消极的对象，“群体事件”更是防范和对付的重要目标。当然，这对群众来说也有正面意义，不必象毛泽东时代那样每天处在政治的严密监控之下；从经济体制上说，更是与毛泽东乌托邦式的理想体制完全决裂，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

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哲学，使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成为严谨的现实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而不照搬俄罗斯把革命放在工人身上并在城市展开，将“崇实、主动、通变、达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政权后，却“敢为天下先”，变成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完全废除私有制，取消私有财产（包括私有生产资料和土地），甚至对农村家庭经济也不放过，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笔者看来，在毛泽东身上，体现了极其矛盾和复杂的构合。早期的民主思想和晚年的专制思想，是那么的不协调。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那么地矛盾和复杂。一方面，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破四旧”，摧毁了许多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他喜欢阅读中国古典，从古典文化中吸取智慧和治国方略；他也用中国古典方式写诗作词，至死不改。

无疑的，毛泽东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是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但一方面，又是西方现代思想观念的产物；人们只注意到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来自于西方）的研究和接受，却忽略了他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价值观的推崇；乃至于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根本不承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只要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前四卷，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他通过新华社、新华日报对外发表的文章，就知道当时的他，比目前中国有些所谓西方民主思想宣传者更激进、更有西方价值观念。

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和封建帝王的思想，在他的身上得以和谐地生存。他自诩是老虎和猴子的化身，老虎体现的是帝王威严，猴子却象征平等、自由。而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复杂、矛盾的组合。这样的组合，使得毛泽东时代对法制建设的相对单薄，形成延续至今的重人治、而非法治的惯性思维。

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发展成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叛逆、造反境界。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至少在形式上存在着一种修剪过的司法体制，而在中国，比如刑法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正式生效，法律在毛泽东时代作用始终很小。特别是文革期间，红卫兵人人“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将公、检、法彻底砸烂。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注重人治，拒绝接受走向法制社会。而人治，还是孔子的“仁政”传统。但毛泽东却反对孔孟之道，不受其封建道德的约束，又正是西方现代的自由、平等思想的结晶。所有这些，既成为当代中国人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动力，也成为按西方模式建设法制国家的障碍。

笔者曾经说过，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是希望和美国联盟、实施民主政体的，但美国政客的缺乏远见，支持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将毛泽东拒之门外。此后，毛泽东时代遵循着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在短期内，确实对国民经济得以提振。但这个模式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性中的丑恶成分。直到30年后被邓小平纠正，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建设中国，并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按马克思观点，一个不发达国家首先要发展起来后，才具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现在中国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就可以拒绝“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价值观。

很遗憾的是，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步、不彻底、不适应，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法治不严、人权不彰提供了温床，也造成当今社会矛盾积累局面，使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怀念毛泽东时代、更加崇拜毛泽东。

笔者一直崇敬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丰功伟业，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时代伟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百年来中国人的追求和理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标志性的里程碑。当然，他绝对不是完美无缺，正如唐宗宋祖并非完美无缺一样。但他令我们自豪，也更能清晰地看到未来应走的道路。

如今，有些人抵制西方民主，说它是“资本阶级的民主”，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来与之对抗，迷惑了很多人。其实他们不愿意面对的是，西方民主发展到现在，是西方的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如何让统治者倾听和接受人民的意见，所以发明了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让每个老百姓都拥有权力。中国某些人在诋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对西方劳动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得来并形成的制度闭口不谈，将西方广大劳动人民的长期奋斗成果归功于“资产阶级”，以此来抹杀人民的功劳，剥夺人民的权力。

有些人批判美国的自由、平等、人权，但不愿意面对这些基本价值是美国人民的选择，非任何政党或政客能够左右。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面对的民族问题并不比中国少，但由于有了全体国民都尊崇、履行的共同基本价值观，所以并不会出现民族分裂问题。相反，他们还为解放黑奴而战，为反对种族歧视而战。美国的爱国主义，建立在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价值观念上而非空洞的爱国口号，并由此形成全体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精神。

笔者在2月26日《“左派”和“右派”交锋激烈，如何坚持开放改革？》的博文中说过，“笔者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笔者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部分，也不断鼓吹民主、人权、平等、自由”。而且，民主政体也仅仅是人类社会进行自我管理诸多方式中最不坏的方式而已，那种把民主想象成完美无缺、一好百好的想法是幼稚的；但是，以民主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为由阻挡民主的实行，那就不是幼稚，而是恶毒了。

毛泽东的最大失误，是脱离现实地追寻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制度，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依靠人民来创造历史的思想体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在于依照人性的基本特点去寻求最不恶的制度，利用法律、道德、宗教和信仰的力量，依靠人民，去克服人性之恶，褒扬人性之善，形成“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和谐社会。

所以，湖南省文化厅艺术处、省话剧团拟邀请全国“十大名博”来湘以最挑剔的眼光审评《韶山升起红太阳》，实践的就是毛泽东文化中的核心内容——“大众文化”观念。目前全国网民超过3亿，今年似要突破6亿。这已经不是文化现象了，而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运动。作为毛泽东的故乡，站在这场文化运动的潮头，当然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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