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已经把世间许多最伟大的荣誉，比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等等，送给了季羡林先生。然而季先生几年前却向媒体公开谈话，表示辞去上述称谓。既然季先生不愿意接受那些“光辉”且“耀眼”的荣誉，那么我想我们也就不应该再拂老人的圣意了。

钱文忠教授有幸“季门立雪”，成为季老的入室弟子，自然可以公开标榜：“我的老师季羡林”，并且以其作为自己作品的书名。而我辈之流显然无这样的福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福分了。但是，季先生百岁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作为北京大学老师而名扬于世的。因此，我想用中国传统的“人师”的称谓是最合适不过了。人师者，不仅传道授业解惑，而且是道德楷模、精神领袖也。《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话，叫作“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我看来，季老堪称中国当代不可或缺的伟大的“人师”。

季先生人师在上，我辈当然为“人”无疑了，而且也自认为是“可教之人”，所以我们大家也应该是完全有资格与钱文忠一道尊季先生为师的。不过我们不必向钱文忠一样学习季老的满腹经纶、经世之学——毕竟我们大部人都不具有钱文忠一样的“慧根”与聪明才智；但季老的品格、精神、道德我们却是完全可以学习到的——因为这些也许不像他的学问一样令我们高山仰止，而是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贴得很近很近，甚至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祖父辈、父辈的影子，我们的影子，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影子。这是我读《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一书得出的最深切的体会。

季羡林先生出身卑微，贫苦中长大，虽然后来喝洋墨水“留德十年”，贵为高级知识分子、大学副校长，却仍不失所谓的“劳动人民”本色。以至于刚入北京大学的新生会把他当成一个“工友老大爷”吩咐其为自己照看行李，而我们的季先生竟也会欣欣然接受并忠实履行自己“工友老大爷”职责。按照钱文忠的说法，季老“一直像一位老农民一样朴实”。当然也正是由于季老的“好出身”，帮助他总算平安度过了中国的政治动乱年代。不要以为保持本色很容易。在中国，“一阔脸就变”（鲁迅语）可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特别是“当了官脸就变”，更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特色。所以季羡林一生布衣本色，可谓彻底摆脱了这一可怕的中国传统特色的影响，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

另外，季羡林又是一个保持或者说坚守中国文化传统最完整的知识分子。在他著名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一文中，季老这样说道：“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季老虽然6岁便离开了母亲，但是对于母亲却有着大海一样深厚的母子感情，所以他写出了那样的震人心魂的语言。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读书人最为推崇的道德标准，季老都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同胡适先生一样，季老的婚姻也是完全的旧式婚姻，由“父母包办”（季由叔父抚养，因此是叔父包办）而成。当然他在德国留学时，也曾经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德国姑娘，却是“发乎情，止乎礼”，恪守了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季老与夫人固然谈不上美满幸福，但用“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来形容还是非常贴切的。

当然，我以为，我们最应当看重的是季羡林先生真实、不虚伪，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的人格魅力。事实上能做到真实、不虚伪，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在我们的社会和国度里更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极难的事，甚至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据钱文忠教授在书中介绍，“季老一再说自己胸无大志”。在今天，有哪位著名教授、学术大师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胸无大志”过？至于说到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我们知道顾准、遇罗克等便是为真理献身的思想先驱。季老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牛棚杂记》的书，记述了自己在政治动乱年代里，因为讲真话、坚持真理而被北京大学当时炙手可热的当权者批斗羞辱的经历。季老曾经不堪受辱，一度想自杀结束掉自己宝贵的生命。好在，苦难总有尽头，十年动乱结束后，季先生终于重新焕发了自己第二个人生的青春。

今天，季羡林已经是一个百岁老人了。所谓“仁者寿”，季先生当然无愧于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仁者、人师。

（写于2009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