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轶

随着《哈利波特》的大红大紫，儿童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童书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所谓“在某某排行榜上击败了《哈利波特》”或是“某某国的《哈利波特》”，纷纷想要借其名头推销自己。既然《哈利波特》已成为一种现象，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中国近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看看中国有没有可能也出现这么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首先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分期问题，我倾向于将中国近现代的儿童文学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二十世纪初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阶段虽然社会现状各不相同，但文学始终是同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从1978年至20世纪末《哈利波特》闪耀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以前为第二阶段，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逐渐成熟的时期；从21世纪伊始至今并将继续延续下去的一个时期是儿童文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几乎不可能不受到《哈利波特》的影响了。下面我将分阶段论述我的观点。

在第一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中，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学首要的功能便是为政治服务，儿童文学也不例外。

这一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既有着浓厚的本土特色，同时随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王尔德童话等的流入，不可避免的受到西方元素的影响。陈伯吹是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阿丽思小姐》是中西元素相互作用的写照。阿丽思原型出于英国童话《阿丽思漫游奇遇记》，人物性格也一脉相承，但故事发生地点却转移到了中国，讲的是中国的故事。

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几乎是我们儿时必读的童话，不知有多少孩子心中也憧憬着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得到一支神笔。童话中不仅有财主、金山、摇钱树等明显的中国特色，便是因他家贫无钱买纸笔只得用枯树枝、木炭在沙地、墙壁上练画也明显是受了欧阳修之母教子的影响。这是一部典型的中国气质的童话，善良、勤奋的少年在某位冥冥之中主持正义的神灵（或上天）的帮助下，最终打败了邪恶势力。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既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又引进吸收了不少外国的优秀思想，但是也有一些不足：

首先是受文学应为政治服务观点的影响，导致大多数童话过于现实，很多童话中的角色变成了“小大人”，也就失去了童年的那份天真烂漫。

在陈伯吹的《阿丽思小姐》中，“有一年的秋天，螳螂少爷特请蝴蝶小姐到他的老家参加跳舞大会。这一次，他们两个一直跳了三日三夜还不停止。岂知小毛虫知道了这个消息，便集合了成千上万的小喽啰，于九月十八日夜里十点钟，进攻蟑螂少爷的老家。那时，他跳舞正当甜蜜的时候、虽然小毛虫打进来了，可是他不管，他说‘他们要什么，让他们拿什么。’并且还要他的士兵们不要抵抗，镇静着一步步退走，从大门退进二门，从二门退进三门，从三门退进四门。”[1]这明显是讽刺“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据说事发时他正在和朱五小姐（或演员蝴蝶）跳舞，事发后也不加抵抗就命令东北军退入关内。当阿丽思得知那些毛虫现在还霸占着这地方，就恨恨地说“要是换了我，一个个地杀死他们。”[2]这就不像一个小女孩说的话，对看过此书的小孩子也可能会有消极的影响。

然而饶是这样，仍有读者不甚满意，翻译过《荷兰童话集》和《意大利童话集》的康同衍女士就去信说：“······您漏了一大段事实没有写上去。那就是：当阿丽思抵抗帝国主义的时候，没有看到群众抵抗的情形。说您不写群众吧，则又不然，后面——该书被小朋友借去了，无从指出是哪一页——明明是写着群众的。望先生在再出版的时候，把这伟大的事实补上去啊！不然，人家会误会这阿丽思是个人英雄主义者而不是新时代的英雄，这是很危险的。而且事实上，十九路军的将军们，既不会吐剑，又不能飞檐走壁，这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要不是民众们一直起来反抗，哪有这一段光荣的历史呢？······”[3]

在贺宜（原名朱家振）的《天竺葵和制鞋工人的女儿》中，制鞋工人的女儿腿脚有病，但他没钱替女儿治病，第一件想到的便是找工会找组织，相信他们能帮助解决问题。果不其然，得到工会主席老王的答复是：“他们不能眼看着孩子整年累月受病的折磨，也不能让自己的同志为了这样的事苦恼，得好好想想办法。老王说，要找上级去研究一下。”[4]后来组织上出钱让女儿去治疗，制鞋工人的妻子便嘱托他“孩子爹，你要把活干得更好呀！要不，怎对得起共产党啊！”[5]这部童话写于1957年，我相信这是当时的人民发自内心的对共产党的歌颂。

其次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太注重对儿童的教育意义，而不是去以儿童的角度来看待并理解这个世界，因此也就失去了童趣。

方轶群的《萝卜回来了》很难确切地被认为是童话，它只是披了件童话最普遍的外衣——有着独力思维和行事能力的小动物——但它既没有什么故事性，情节也不吸引人，只是通过朋友间的友爱使得萝卜最后又回到了小兔子手中来教育小孩子们要关爱朋友。

彭文席的《小马过河》也是这样，借用童话的外衣，小马想要过河，却不知河水的深浅。于是它先后询问老牛伯伯与小松鼠，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后来妈妈告诉他牛的个头大，所以觉得水浅；松鼠个子小，所以认为水深，凡事应仔细思考，不要盲目听信别人的话。这实际上是一篇教育人的小文，缺乏儿童喜欢的趣味感和游戏精神，所以也就不能吸引孩子们。

陈伯吹的另一部童话《波罗乔少爷》开篇就用很长的篇幅论述“少爷”含义，“······哪有十三岁的孩子便生着一丛黑胡须的？哪有没有黑胡须的人便称作‘爷’的？他，波罗乔，现年十二岁又九个月又十四天，所以说十三岁，是抛一点虚头，还缺少两个月又十七天呢，合计秒钟起来，尚有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秒钟啦。十三岁不到的人，至多只能称作‘少年’，‘少爷’这称呼实在是配不上的······”“你再听我讲：偏要称他为少爷的缘故，是因为他‘虽少而爷’。这样一来，波罗乔少爷的大名便确立了。不过，‘爷’是怎么样的？‘少’又是怎么样的？这个，不等你们来问，我就先说出来：爷如夕照，少如朝阳；爷如病牛，少如乳虎；爷如老僧，少如将军；爷如惨淡的白瓜，少如火红的苹果······” [6]大量这种段落混杂其中，几乎完全没有童话的特质，读来令人索然无味。

随着时代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对文学的管制和束缚逐渐放松，儿童文学也开始在一个新的阶段上发展起来。

第二时期的儿童文学仍然注重对儿童的教育意义，但它不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采用了更符合儿童阅读趣味的模式，不少童话即使成人读了也会忍俊不禁。

冰子（本名严才楼）本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整形外科主治医师，他立足生活，创作出了《没有牙齿的大老虎》。狐狸先诱使老虎大量吃糖，等它牙齿被糖蛀坏后又主动提出为它拔牙，成了老虎的“恩人”。这部童话通过狐狸的狡猾和老虎的愚蠢对少儿读者们进行一定的启示。

这个时期最被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当属郑渊洁，他的《舒克和贝塔历险记》讲述了一支开飞机的小老鼠和一支开坦克的小老鼠的历险故事，后被拍成动画片，深受好评。其他代表作如《皮皮鲁和鲁西西系列童话》、《十二生肖系列童话》对广大儿童读者也有较强的影响。

但是问题也是存在的，儿童文学不用再强调政治性后，一些作家又转向了艺术性的追求，郭风的《红菇们的旅行》写的很有诗情画意，却有不少儿童反映看不懂。

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严吴婵霞女士的《姓邓的树》反映了传统中国人和中国生活方式在西方影响和摧残下痛苦的挣扎。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祖屋被地产商买去并摧毁掉半间，将要修建西班牙别墅；而象征着传统力量的老榕树却神奇地护住了另外半间。年幼的孩子在当时还很落后的香港和发达的英国之间深情地选择了祖国、家乡。这篇不长的童话包含了太多现实的和艺术的追求，以致超出了儿童的审美范畴。

儿童文学应该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而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要告诉孩子一些道理的作品总是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人们最常见的作品人物，是一些好孩子的样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符合大人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也总是像大人一样严肃认真，是典型的“小大人”形象。”[7]

然而最大的不足，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历来的通病，仍是幻想因素的不足。这种不足首先体现在故事人物缺乏创意，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的硬伤。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数仍停留在具有类人思维和行动能力的动物，如孙幼军的《小狗和小猫》，听名字不知能引起多少读者的兴趣，至少我是提不起劲头的。其他如郑渊洁、葛冰、张秋生等也多是以动物为对象进行创作的。并不是说写动物就一定不好或一定没创意，但是在西方早已出现超人、蝙蝠侠、闪电侠等超级英雄，而日本也崛起了安房直子这位童话大家的情况下，我们还紧紧抓住动物进行创作，不能不说是缺乏创意。第一个把动物进行类人化创作的人是个天才，以后千百万把动物进行类人化创作的人若非创意极佳，是很难有突破的。所以我们的儿童文学界没有大家，充其量只有几个名作家。

其次是故事的设定、情节等缺乏创意。我们的童话很少有想象力、艺术性和对儿童的引导教育意义都达到较高水准的作品，往往是抓住想象力就丢了艺术美感，有了艺术性又沦为无聊的说教。不少作家迎合儿童的好奇心理，大力推崇想象力的作用，但这些所谓的创意其实早已被广泛运用，如玩具飞机可以被老鼠（或其他任何有手有脚，小到足够钻进玩具飞机去的动物）驾驶，这类想象力只好骗骗缺乏见识的儿童。另一个不良的倾向就是幻想的庸俗化，一些作家为了追求作品畅销和吸引儿童的效果，在作品中极尽夸张之能事，把世道百态，人类的丑恶嘴脸翻十倍的表现出来，这样小读者们是笑了，因为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里，很少见到如此“深刻”的作品。但是这种夸张对小读者们造成不良影响却被忽略了，它有可能使一些孩子过早“成熟”，丧失对世界的美好憧憬，也会促进一些不良风气的传播。

最后是想象力缺乏民族的、本土的根基。在日本动漫已经称霸世界，美国好莱坞动画也在全面复苏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童话以及和童话密切相关的动漫产业只得亦步亦趋地追随他们引领出来的潮流。学人家的东西学的不像（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又没有太多的资金打造包装），自己的东西却丢了，应知，一国的文化与其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诞生了如《浪客剑心》、《犬夜叉》这样优秀的作品，忍者传说催进了《小忍者》、《忍者乱太郎》以及近几年大红大紫的《火影忍者》的产生，宫崎骏更是善用日本民间传说，终成一代宗师。美国历史不长，但他们善于借用别国的文化，取其光明面，故意忽视其复杂的整体文化背景，如此加以纯化而成为简单明了的美国精神——正直、勇敢，相信梦想。迪斯尼是个中高手，他们借用阿拉伯文化而成《阿拉丁》，还借用犹太的《埃及王子》、丹麦的《小美人鱼》、德国的《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我们有着不输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悠久文化积淀，如果还是一直拿动物说事，这是儿童文学的悲哀，也是国人的悲哀。

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便会发现，这种幻想精神的相对匮乏并非是一时的现象。从《诗经》、《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元曲，现实主义的精神传统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汪洋恣肆的李白只有一个，四大名著中也只有《西游记》一本属于幻想文学，并达到了中国幻想文学的巅峰。从更深层来看，这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确立的儒家现实主义、功利主义传统在文学中的体现。
　　直至今日，中国人仍然推崇清醒的思考而排斥无边际的幻想。“不要胡思乱想！”也是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成人呵斥孩子的话之一。却不知，这让多少孩子从此压制了自己的想像力，制造出多少面目严肃的小大人。因此，单纯责怪中国的作家下功夫不够也有所偏颇，要知道，他们成长的环境缺乏这种自由幻想的基因。[8]

中国儿童文学在批评声和自我反省中走入了第三时期，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总是孕育着更多的希望。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话语权的下放，更多的人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了。但是创作者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也就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正如谭旭东所说，“新时期依赖儿童创作的小说有两类：一类为写实流，一类为幻想流。前者企图贴近儿童现实，后者企图贴近儿童心灵。但事实上，写实流小说由于作家不能淘洗自己的童年生活经验，且无法抓住当下儿童的新鲜活泼的生活体验及他们个性化的所思所想，因此写出来的作品不具备现实主义作品的优秀品质。而幻想流呢，近几年发表和出版的不少所谓幻想儿童小说，有的或称大幻想小说或魔幻小说，充斥其中的牵强附会的幻想情节和毫无根据与逻辑的所谓魔法，实际上是对西方儿童文学的粗砺模仿，他们有悖于儿童文学的艺术本性，强奸了少儿读者的阅读趣味，也引起了广大家长和教师的反感。”[9]

谭旭东认为儿童文学界一种不好的写作和倾向，即缺乏真诚的写作态度，缺乏深刻的人生体验，也缺乏从灵魂和内心深处喷涌的写作激情。在很多作家那里，儿童文学写作变成了想象力的竞技场，变成了离奇搞笑的杂耍大杂烩，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儿童爱好奇求快乐的天性，深层次上，他们既不尊重儿童本真的内心世界和生命状态，也贬低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写作品格。[10]

有鉴于儿童文学界的令人堪忧的状况，一些原本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也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力图创作出孩子喜欢看又有意义的作品。葛红兵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

他的《未来军团三部曲》是写给孩子们看的科幻小说，小说中洋溢着丰富想象力的光辉。有志献身于人类科学进步事业的林朗和安桐虽然彼此相爱，却在更壮阔的事业前选择了不结合在一起。林朗甚至为了支持安桐的事业而以自己为母本克隆了一个孩子，安桐也采用胚胎植入的方式生了一个女儿。三部曲中的《克隆危机》就是以这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冒险为主线展开的，他们一个名叫阿川，一个名叫可儿。

在作者的设想中，在离现在并不久远的未来，国家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统一的联合国。在人类与外星人的关系上，他说：“宇宙虽然大，但是有生命的星球却不多，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和我们一样的生命，而且是智慧生命，应当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可以作为氧星的大使，来这里和地球人交流。氧星在太空中孤独地旋转了亿万年，它也需要对话者、合作者，需要兄弟。”[11]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作者却是悲观的，石油和煤炭、天然气已经用光了，人类只好大量使用核能，但是核能也不是用之不竭的，况且还有辐射，还面临着核泄漏的危险。

阿川他们曾经种了一株太空植物，由于不适合地球环境，植物疯长了起来，大有不开满地球不罢休之势。此情此景，信仰科学的大人们多半会采取一烧了事的态度，然而孩子们却不这样，在他们纯朴的想象力中，花儿与人一样有生命、有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他们于是发明了一种能让花听得见的机器，通过音乐使花儿明白，大自然是需要共生共谅的，不能因为自己需要就损坏了别人的生长环境。作者说：“所有生命之间本来都是可以沟通的，只是人类后来自视甚高，将自己和不同生命体之间的沟通给遗忘了。”[12]作者这里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有所警示，并且启发他们天真的想象力，因为，远古的人类也是相信万物有灵的啊。

作者借用外星人的科技，描绘了一种新的通风降温方式，外星人并不利用空调机降温，而是通过良好的设计，使房屋完全利用自然方式通风降温。他还通过外星人的口告诉可儿：“我能教的只是人的声音，而天地间最美的声音却不是人的，是大自然的，你如果真的要学，就应当向大自然学习地籁的声音，向你自己的心灵学习天籁的声音。”[13]现在的小孩子过多的接触电子游戏、电视、动漫等等东西，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对自然的亲切感，失去内视的能力，作者在小说中流露出的心向自然的思想，实在是用心良苦。

然而，这种文学上跨领域的创作也伴随着种种的不足，就如让孔夫子写爱情诗八成无法感动恋人的心一样，成人文学作家平素的视角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而儿童文学则应该是充满梦幻般色彩的。还是以葛红兵的《克隆危机》为例，其作为儿童文学来说最显然的缺陷一是出在想象力方面，二是在表达上使用成人似的语言，因而也就在自我和孩童间造成了代沟。

在想象力方面，这一时期的作家，由于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能够广泛接触国外优秀作品并从中汲取养分，在想象力的丰富程度上，比以前的作家有了显著提高。但是较同时期甚至更早以前的世界先进水平来说，又有很大的滞后。具体说来就是想象元素缺乏完整的体系和缺乏民族特色。

在《克隆危机》中，有很多地方充满了奇妙的想象力，如作者设想了一种变色颜料。“这种颜料在不同的声音作用和温度作用下会变色，其效果奇妙无比。阿川还在可儿家客厅的墙上喷了一圈定型胶，这种定型胶是近年来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可以在几分钟内由液态变成固态，而且很坚固。本来这种定型剂是用作室内装修的，室内布置需要什么形状就喷什么形状，施工变得简单而充满艺术创造的趣味，基本上在有了这些发明以后，家庭装修就不再是专业人员的工作，而是家庭成员自己的艺术创造了，甚至一个小孩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幻想来装修自己的房子。”[14]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创意是个别的，类似于作者的灵光一动，而不是成体系的，一个完整的童话世界。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哈利波特》中，罗琳创造了一个庞大、丰富的巫师世界，有自己的魔法部、魔法学校。在魔法学校中，学生们像现实世界的学生一样需要选修各种课程——魔咒课、草药课、黑魔法防卫术课、占卜课······在众多的种族中，巫师们并不总能和半人马、妖精、巨人、小精灵等交朋友，他们和现实世界虽然各自为政，但也有很多相交的地方，当邪恶的巫师可能会威胁社会时，魔法部会派出巫师来保护“麻瓜”（现实世界中不会魔法的普通人）的首相。此外，英国、法国和罗马尼亚的魔法学校会举办学生间的交流比赛，世界各国的巫师都喜欢一种叫“魁地奇”的球类运动，还有魁地奇的世界杯比赛······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世界啊，而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个世界就存在于作者罗琳的大脑中。我们要想创作出真正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得有伟大的、持续不断的想象力。

儿童文学想象元素的缺乏民族特色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有所表述，这里再次提出是为了进一步唤起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科学主义是西方精神的传统，科幻小说也是西方首创，至于以星际航行、星球大战等等为主题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已不乏大作，我们再去从事类似的创作难有大的突破。最优秀的世界性作品一定首先是民族的，托尔金在《魔戒》中充满深情描写的那广袤的森林、奔流的大河、静美的湖泊不正是他的祖国英国的写照嘛？矮人族霍比人，精灵和半兽人的恩怨等等也早就流传于英国的民间传说中。如果不是早在亚瑟王时代就广泛流传了的巫师传说，也绝难想象罗琳会创造出那么精彩绚烂的魔法世界。

就语言方面，《克隆危机》里的人物对话中，有很多教育性质的话语。如可儿曾对阿川说：“阿川，你的确是有点聪明的，但是你老是自作聪明，明明没把握的事，你偏偏要把话说满，话一说满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不能谦虚一点儿吗？你可以说，我觉得也许可以解决，让我们试试看，同样是一句话，这样说就让人感到可信许多。你老是说大话，相信你的人也不敢相信了。”[15]小乐也对阿川说：“说出来航海的是你，准备气象资料和海图的也是你，现在遇到风浪泄气的也是你，你怎么这么容易泄气。你看可儿她是个女孩子，她还没泄气呢，你倒泄起气来了。我看你除了说大话，另一个最大的毛病是容易泄气。说大话，然后做不到，就泄气。”[16]类似的这些语言，其实不大可能会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当然这无所谓孰对孰错，作者自有其用意在其中。但是如果是想要写给孩子看的书，想要让他们喜欢，语言就应该更接近他们的风格和习惯。

在《哈利波特》中，有不少让读者忍俊不禁的话语。当哈利、罗恩、郝敏他们成长时，也会有青春期的烦恼，也会抱怨，会发怒，这些话语都非常符合语境，自有一种真实感。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家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自信心，这是符合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融入世界的趋势的。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在与国外高水平作家的交流学习和深度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当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儿童文学一直在进步着，而且这进步不是一小步，是长足进步。之所以仍会有不满，是因为读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爱之深，责之切。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都相信在不远的前方，光明正在照耀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