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听了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昨天上午举行的两会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以后，上海律师严义明是否会感到基本满意？我之所以用“基本”这个修饰语，是因为严义明于今年1月向发改委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提出的纳税人知情权要求，显然比张平昨天向新闻媒体公布的“4万亿”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进度和程序等概要介绍要高且具体得多。
    但不管怎么说，从严义明律师与张平主任之间尚不能算完全对等的间接问答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政治过程的巨大进步。正如《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一篇文章相当客观地指出的那样：对中国政治“愤世嫉俗……的批评诚然公允，不过，它们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而且常常是公开提出的。”至少在现阶段，能说明问题的不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而是中国人能够提出这些尖锐问题这件事情本身。
    自从去年底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异常迅捷地推出“4万亿”项目以后，社会上围绕它的讨论和争执从未停止和间断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4万亿”因其异常庞大显眼的数额，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效应”。而随着辩论的持续和深入，这种效应也越来越从人们经济上的期待转向公共政策领域。“4万亿”渐渐演化成了一次启蒙——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与这“4万亿”之间的权利和责任关系。简言之，“4万亿”的经济刺激效应远未显现之前却在相当程度上刺激并唤醒了国人身上长期蛰伏的公民意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对“4万亿”该不该花、花在哪里、怎样花这些问题的公开辩论过程本身比这些问题的答案更重要，也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说到底，这类公共决策的是非毁誉永远都不可能取得一个盖棺定论。这不是一道纸面上的经济学考试题，因为不同人和不同群体会基于各自的不同现实利益和价值取向作出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回答。当然，标准答案终究是要产生的，但这个标准答案不可能让人人皆大欢喜，而只能是一种大体上大家都能接受的折中和妥协。例如，张平主任昨天就给出了一个答案，不过他紧接着还说，“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批准”。在我的价值序列里，人大是“怎样”审议批准的，比审议批准了“什么”要靠前得多。
    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说，针对严峻的经济形式，眼下“药方”满天飞，对“病症”的诊断却远远不够，而对各种“药方”的“疗效”和“副作用”的事先评估更是一片空白。诊断和评估意味着必不可少的辩论，辩论越充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深入。也只有经过了这个反复把脉问切的过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开出一张周全稳妥的“良方”。
    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不管人大最后签发的是怎样的一张药方，“4万亿”项目本身毕竟是一个亡羊补牢的行为。我相信，去年夏天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中国的许多政府官员在感受到巨大危机的同时也会庆幸。幸亏过去10多年来政府积累了雄厚的财力，才使得现在能够毫不犹豫地潇洒书写“4万亿”这样的大手笔，赢得整个世界的艳羡、敬畏和期待。这的确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许多人不会去思考同一个事实的另一面：如果不是政府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那么高，财力积累那么多，中国经济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困境，至少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冲击会比现在小得多。政府的雄厚财力很可能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从亡羊补牢的立足点出发，无论对现在的“4万亿”还是对未来将要开的更多药方，都会导致另一种迥异的方向。比如，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应该小心翼翼地将当前压倒一切的“保增长”口号后面的那个感叹号修改成问号：保什么样的增长？
    “4万亿效应”已经激发起了一轮以往从未有过的针对公共政策的广泛辩论，不过这种辩论虽然热烈空前，但却仍停留在“广场”和“课堂”层面，因而只是初级阶段，也是极不稳定的。下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寻找到一个突破口，为它打开一扇进入“会场”的门。
    无论是经济刺激还是观念启蒙，“4万亿效应”终将成为历史。我们应当期望它仅仅是一个起点，它的持续发酵能够推动今后公共政策形成程序的根本性变革。

    写于2009年3月7日凌晨，发表于2009年3月7日“新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