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660页篇幅，实际上只写了一个农民郭存先。他本是一个本质善良而勤奋的普通农民，不计名利、甘苦，这样一个好人，在从贫穷到暴富的过程中，却无法抑制自身的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无限膨胀……在对自己建立的强大经济实体的把握和控制中，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作品中郭存先说了那么多话，一言以蔽之：“我是农民。”
作品中的郭存先生于1938年，算起来是新中国农民中的第一代。我这样理解蒋子龙这部作品的初衷：“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
蒋子龙这一代中国小说家，与所谓“70后”、“80后”新生代作家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现实主义”是他们的创作生命。蒋子龙笔下的“郭存先”其实是有创作原型的，特别是郭存先从一代农民枭雄建立起全国最大的“农民帝国”，到成为阶下囚的经历，除了名字和艺术细节不是真的，其他都是“史料”，见诸报刊。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部纪实或者报告文学性质的小说。
在中国现实生活中，一个纯粹的“草根”、政治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即使他的身上有几千年来农民智慧的结晶、有质朴的性格、吃苦耐劳的精神、创业的勇气和能力，也非常遗憾地因为他的人生哲学而不可能走得很远。他的深渊也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曾经有过的命运。即使郭存先打造出了“富可敌国”的中国第一村，仍旧摆脱不了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郭存先在社会转型时期抓住机会，打擦边球、开飞车、踩线不越线，瞅冷子还会闯红灯，屡有违章却从未翻车——这些都属于精明的算计而不是真正有精神文明的素质。但是，光有算计而没有作为现代文明人的素质，迟早要翻车的。果不其然，这个最聪明的农民随着手中的权力伴随着金钱在短时期内急剧膨胀，终于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他自己的乡里，“公检法”都是自家的，又有绝对庞大的财富，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结果是，被聘来的总会计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辱骂并殴打致死。为什么呢？抛开一切表面上的原因，骨子里在于郭存先这个农民仇恨知识分子。因为他认为知识分子最瞧不起农民。
在某种意义上，郭存先一个人就代表了农民的世界和能量。从农民的利益和角度，他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他的利益就是农民的利益，他只能看这么远。他表面上只恨知识分子，其实，是恨一切瞧不起农民的人。他做的一切是为农民争口气。可惜的是，从贫穷到渐渐富裕起来了的农民有了钱，却没有获得自由，他们照旧是自己精神上的奴隶！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一向如此。农民性格，扩大了就是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中国的城里人，绝大多数不出几代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个农民背景，并不因为这些人进了城市，甚至掌握了权力，就真的能脱离农民。其实他们在精神性格或者精神素质上，仍然还是农民！当然，是隐蔽的农民，这最重要的一点几乎被我们忽视了。在很多场合，“我是农民”，被当成了褒义词。
然而，我以为，蒋子龙的这部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我是农民”这句话所隐藏着的社会历史悲剧。农民帝国的悲剧根源何在？是体制、文化使然，还是农民的本性作祟？作家没有回答。我想，蒋子龙仅有悲欣交集是不够的。只能说，他抛出了一个历史性难题，所有被遮蔽掉的“意思”，就是那二千多年苦难和对走出百年误区的“盲然”，供我们这些“农民”在时代大背景下自行解答。正如从大历史的角度，从广阔的国际视野，重新思考了国民性问题，得出了比较客观的结论：“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当制度改造后，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dr.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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