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篇朋友约写的书评。其实这本书里讲到的，十之八九应该算作厚黑学范畴。官商勾结投机倒把巧取豪夺以及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处处充满了中国特色，即使到了今天，仍不鲜见。如果胡雪岩到了今天，是否能成功，还真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毕竟，现在的中国比起当年的独裁政治，又后退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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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人物，可以有无数种解读。关于胡雪岩，这个被称为“商圣”的商界奇才，从其去世那天开始，关于他的争论就从未停歇过，他可以是官商勾结从中牟利的典型，可以是辅助清廷收复边疆的红顶商人，可以是一手创办胡庆余堂的忠厚仁者，当然，他也可以是勤奋不息磨炼成才的商业奇才。在最新出版的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中，作者将其一生的遭遇贯穿起来，向人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将许多种品质交合在一起的人的故事，当人们读完这部书后，会发现，胡雪岩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了解到了在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下，一个商人怎样才能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这成功所积累起的巨大财富，又是因哪些疏忽大意而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的。

在书中，作者曾仕强反复强调着这样一些信息：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办事方式，西方人和中国人不一样。比如他多次提到的“随机应变”和“投机取巧”的不同，为了做好事，临时临事的变化，就是“随机应变”；为了做坏事，则成了“投机取巧”。显然这是中国人惯用的解释方式，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其开脱的筹码，则是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己规定的“情理”。

再比如曾仕强先生对于胡雪岩和王有龄之间的交情的描述。王有龄在落魄之中结识了胡雪岩，依靠胡雪岩的银子和计谋，为自己谋得了官府的职位，从此二人互相支持，一个官运亨通，一个财源广进并以此为跳板向自己的更高目标迈进。也许有人说，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从中渔利”的行为，在曾仕强先生这里，胡雪岩的行为却成了“看准人选，果断投资”的优秀人才。可见，曾仕强先生“随机应变”的本事也是足以令人赞叹不已的。

在曾仕强先生的讲述中，胡雪岩是一位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里许多优点的儒商，胡家的家训“从商不从政”，是一个非常具有先见之明的观念。然而，胡雪岩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仕途”对所有中国人的诱惑，成为了一名“红顶商人”，由慈禧太后御赐顶戴花翎和黄马褂，同时，也为自己的母亲争取到了“一品诰命夫人”的衔位。对此，曾先生的解释是，胡雪岩为了震慑自己的商业对手，所以拿朝廷赐予的官衔来做靠山；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和多年的操劳之苦，要为母亲争取到“诰命夫人”的头衔。不管曾先生这种解释的方式，属于“随机应变”还是“投机取巧”，甚或是“见风使舵”，都极其符合他在书中提出的另一种理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中国人办事就需要这样，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说话方式，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办事并且办成事。”

然而，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看到，胡雪岩一生的商业操作中，使他获得利润最大的一个途径，就是与朝廷的合作，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下开展商业活动。用“鬼话”说，就是“官商勾结”。从王有龄到左宗棠，胡雪岩小心翼翼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该藏拙时便藏拙，该勇猛时则一往无前。费尽心机，终于使自己走入庙堂之内。可是，胡雪岩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的是，官场内的波诡云谲，并非他这样的一个商人能够掌控得了，即使他富可敌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不得不落败在李鸿章及其党羽的手下。

现在回过头来，看胡雪岩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时的周遭境况：那正是太平军势力高涨的时期，至交王有龄的以身殉国，给了胡雪岩结识左宗棠的机会，从一个靠山，找到另一个更大的靠山。擅于揣摩他人心思的胡雪岩，在左宗棠的鼎力支持下，一路顺风顺水，不但大跨度超越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们，同时也为自己争得了貌似优渥的政治筹码。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回过头重新探究其成败的根源了。当曾仕强先生将胡雪岩的成败归咎于其审时度势的失误时，忽略了他生活的大背景，即“独裁专制的政体”。在没有法治约束的情况下，胡雪岩依靠结交官府，即结交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空间，但最后却正是由于在几个利益集团之间权衡失误，反将自己的一生功业付之东流。如果能够有一个具有法治基础的自由的市场体系，胡雪岩是否能够从结交左宗棠从而一飞冲天而后又一败涂地呢？这还很难说。毕竟历史不可假设。

自有史记载以来，“士农工商”四类中，商人总是被排在最后一位，其地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一直是处在最底层的那一部分。当资本的萌芽终于在专制几千年的中国出现之初，终究逃脱不掉成为最高统治者手中棋子的命运。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政体下，官与商的结合，可以如鱼得水。当社会进步到自由市场经济时，其根本的政治体制也必将发生根本改变，也就将从根本制度上避免新的胡雪岩的产生。所以，我们不妨将曾仕强先生为我们解读的胡雪岩，看作一个不可重现的历史传奇，或者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拭目以待一个新的胡雪岩的诞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