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日《京华时报》报导，“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表示，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的参考。”何勇说：“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和论证这件事情，正在想办法制定这个。阿勒泰也在积极地试点和探索，有积极的作用，我们正在考虑它的方案。不过它只是一个地区，如果要在全国推进这件事情，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再完善的地方。”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令人欣慰地看到不断革弊推新、力图盛世的“胡温新政”又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它的坚定信念。

应该注意的是，从何勇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还处于“研究和讨论”阶段。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国的制度改革有其鲜明的特点，就是那些有利于政府，有利于强势团体的改变往往是说到做到，雷厉风行，比如公务员加薪，推出新税种等；而那些对大众有利，对弱势群体有利的措施，则往往要在群众们长期的呐喊之后，再经过决策机构长时间的研究和讨论，还要设点试行一段时间，最后经过多重繁复的论证后才能真正实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就是范例，当然，很可能还包括这次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过，应该承认的是，有些制度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多“研究、讨论”一下也是好事。

当然，尽管这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改革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摭面”，还是令人鼓舞，毕竟，这再一次显示了“时代潮流”的力量，显示了人民的力量，只要是人民要做的事情，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最终都会做到。正好像美国智库凯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Doug Bandow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改变：改革已经开始，亦将继续，但只会由内部力量推动。事实上，中国社会愈来愈动荡，而这些都与美国的压力无关。”这是睿智者的大实话，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美好的将来，不只是物质上的。

毛泽东主席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历史终究要靠人民创造，不过，如果上苍更怜爱人民一点，赐予人民几个名垂千古的伟人，历史将更容易被创造。

经过三十年经济、政治不对称的改革，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也带来了大量积弊，贪污腐败、两极分化、法治不实、人权不彰，为中国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而要铲除这些盘根错节，牵一发动全身的积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处理不好，会令社会动荡加速到来。就目前而言，“胡温新政”对社会积弊采取了渐进性的，温和而非激进的改革，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已然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这次突然公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个明证。不过更重要的，则是其更深远的影响。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法制国家反腐败的一项利器，它确保将官员的财产数额置于大众眼皮底下，从制度上堵住了腐败的漏洞，这在民主国家是一项重要的反腐制度。不过，这个制度本身也有其明显的漏洞，比如官员可以把财产通过各种方式藏匿起来不申报，或者尽快让腐败收入在申报之前转为消费，制度执行部门可以在公示之前有意篡改、隐瞒官员的财产数额等，这些漏洞甚至可以让这项制度形同虚设。

在一些反腐成效显著的国家，反腐制度当然完备，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制度执行的环境和制度执行者负责的对像。远的如西方一些国家，除了有基础制度之外，法律还保证任何公民均可向公众、媒体、反腐机构检举证据确凿的腐败行为，腐败一旦发生，很容易被公之于众，而且大众也当然地认为检举腐败是自己的一个神圣职责。近的如中国香港，廉政公署独立侦办，直接向行政特首负责，同时对大众普及有关反腐的知识，媒体也可自由地曝光有证据的官员腐败行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都是全方位、全天候的反腐制度，使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在人们心目中真正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仅仅只是一项基本制度而已。

中国大陆的反腐倡廉其实也喊了很多年，法规党章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反腐机构也有几套，可最终的结果却是腐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可能还在于反腐环境不公开透明，反腐机构负责对象模梭两可，大众传媒对反腐无法自由置喙。前段时间西门子公司行贿中美两国官员,美国能对其追查到底,而中国则虽有公开，但随即泥牛入海，了无声息，这也说明了中国反腐败的困窘局面。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基本制度。既然是基本制度，就应该尽快做好。而真正实现反腐败的胜利，除了基本制度的保证，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公众、政府还要花大气力去推进。中纪委副书记公开讨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令人鼓舞，让人们对美好将来充满希望和信心。不过，同时也应注意到，这项制度纵然建立，也只是为堵住腐败漏洞添了一块墙脚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