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接受“心学”在中国流传两千年的教训。

   这个教训的第一种就是，把“心学”单纯当成了个人“明心见性”的事。

  在中国的“心学史”上避免了这个毛病的，只有孟轲与荀况。后人中的朱熹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是他做得不好。

孟轲与荀况，生活于人类的人本主义文明初建之时，他们不能不花许多时间，用在人类人本文明的道德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这些重大问题上。

在这个伟大的建设中，作为大师，他们非常明确，儒学必须认真全面回答外部世界的一切问题，不能把“明心见性”只是当作个人的心理游戏。

正因为如此，今人所见到的孟、荀学说，几乎就是政治伦理学说，好似完全与“明心见性”无关。其实这是大谬而特谬的看法。他们的政治伦理学说，是在一定历史条件的“当下”之“用”，也就是他们“明心见性”、“致良知”的具体使用。不是教条，也不能引申。不能不顾他们“明心见性”的根本用心，单独把他们“用”的东西拉出来，搞一个什么体系。正如《论语》所言：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拙著《论语正裁》对这段语录有详解，请参阅。这段语录的最后两句，是有子的主旨：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中国两千年的“心学史”，正是由于没有理解透这两句话，不是光务“本”，而忽略了“道”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生成；就是抓住了圣人自己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道之用”的支言片语，构建一套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大厦。

既“务本”，又重“道之用”，最光辉的典范是孟子与荀子，他们所说三皇五帝的历史，他们说的战国纷争，他们说的人心、世心，都是说的他们自己“心”的“内省”的文化构建。他们讲的那些政治策略，伦理构建，都是“内省”他们“自己”当下之“心”的对治。后人不明就里，以自己的主观妄念大肆纂改他们的观点，实在令人扼腕。朱熹虽从大方向看，也有这种迹相，他也企图向孟、荀学习，但是在“务本”、“道生”这两端，他都没有做得很好。由于历史原因，他完全不知道巍峨的通天教主皇家文化，小农家庭的温馨文化，如果不坚决否定，任何所谓的“良知”，只能是这两种文化的奴婢。没有现代文明的冲击，再伟大的人，也难跳出这个牢笼。最后只好由王阳明来纠他的偏了。

现代研究王学的人，往往不注意把王阳明的学说和他的行为对照着看。你看，在他捕捉了宁王之后，皇帝下诏让他放了宁王，王阳明是如何处理的？那真可谓恰到妙处。如果是朱熹，绝对没有王阳明的胆量与机智。朱熹也属于南宋王朝的主战派，他曾想上书主战上标签还要起一卦，卦是凶相便立即不上表了。朱、王二人的“内省”功夫水平立判无疑。这就是二人最大区别。朱熹把“心”交给心外的“卦”了。

可惜王学连一传也没有到家，他的后学只会如同拾牙慧般地讲“务本”，基本上不讲“道之用”的现实性、历史性。其实是根本不知 “内省”的“心学”是怎么回事。何心隐这个人不杀头实在是不行了。脱离了现实的“道之用”的“务本”，只能是蛊惑乱世。到顾炎武那里又掉到了“经世致用”的极端。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外求”文化的开端。

完全没有“外求”的“内省”是错误的。过于“外求”，而否定“内省”是生命的主轴，那就更可怕了。从顾炎武开始，中国的“内省”文化全面断脉。到曾国藩那里，“内省”只剩下道德自责了。如果允许假设的话，曾国藩如果是如孟、荀一样如敢于干政，手中又有那么多的精锐，清王朝的天早翻了。那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两千年的中国“心学史”，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徘徊。

坚持“务本”的一派大半大打老庄的旗号追求享清福，憩息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是失去了锐气的失败小地主的人生自况。

坚持“道之用”一派，虽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又常常落入“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尤其是自韩愈之后，儒学彻底堕落成了“礼教”。重伦理、重教训，忽明心、忽用心。“内省”成了庸俗的“自责”。几乎雷同于基督教士神甫们的“忏悔”。似乎封建王朝的社会伦理秩序和小农家庭秩序是千秋万代的什么宝贝。事实上他们都是做了通天教主的皇上们的奴婢，还要沾沾自喜，悠然自得。

正是这些所谓道学家的“经世致用”，大大障碍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科学史界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其内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是西方人无法企及的。为什么进入十八世纪，中国的科技陡然落后于西方世界一大截？

其中原因非常简单，科学技术脱离了国家政权建设，科学技术脱离了商业资本。

中国“心学”发展史上的上述两大片面发展倾问，是导致中国本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能够成为强国之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内省”的“心学”，一直是中国三千年文明乃致五千年文明的主导文化思想。

在学术建设上，两汉之后；在社会文化上，盛唐之后，中国“心学”发生了上述两个方向上的严重偏离。

正如前文，所谓“务本”派，走上了所谓的“清净无为”个人修养的邪路上。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老子的“清净无为”，到底是什么意思，以为这人世间真有什么“清净”，真有什么“无为”，可令他们去追求。这些老庄思想的赝品，毒害了大批的中国人，后来所谓的“儒商”就是典型的例子。

今天被我们许多学者高度赞扬的“儒商”，什么徽商、晋商给中国留下了什么？他们自己踌躇满志之后，都在家里挂起了“清净无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牌子。享受清福颐养天年去了。他们雄厚的财力不是被自己建豪宅养小妾，后人吃花酒吸鸦片挥霍去了；就是为了附庸风雅，钱财被古玩商换了去，被另外的人再度挥霍。人们还记得《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面对千万两白银发愁吗？导演在大肆鼓吹乔致庸看破钱财的“高雅”时，为什么没有批评他们不能把钱财投入科技工业的悲哀呢？文人病难除啊！

没有强大的商业资本作支持，不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只能是一场又一场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没有纳入国家政权建设，除了皇宫建筑中包含着高度的科学技术之外，其它方面几乎等于零。这是缘于主政的中国文人一直认为科学技术是玩物丧志的小道，与治道无关。再者是，中国古代只有农业，且是在高度发达的农技文明水平上，使中国人的生活相对丰腴，也就没有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渴求。

总而言之，中国的“心学”本应是人类的生命大学，应是人类唯一的“科学”，应该能够大大促进社会智慧的高度发达。但是由于上述历史的原因，“心学”分岐为两偏，也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是人类必成佛道的必由之路。本应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发达起来。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人们小心牟宗三的蛊惑。这是一个从无中国“心学”“内省”生命实践的人，远不如他的师傅熊十力。就是这个人，却妄想构筑一个东不东西不西的哲学体系大厦。依他的体系，中国文化之所以落后，是由于中国的“心学”缺乏 “知性思维体系”。这是不知人类的“知性思维体系”到底为何物的胡说八道。中国“心学”决不缺少知性思维逻辑，只是绝不能把它从人类的“内省”中孤立出来，成为一个所谓的“体系”。

这个问题，后面有文章详论，这里不多说。牟宗三所谓的“知性思维体系”，实际上是初、高中的数理化水平的ABC，真正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的思维，决非仅仅依赖这些东西。人们可以仔细读一读钱学森先生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他关于“系统论”的著作，看看这位真正的科学泰斗是如何说的。他曾明确说过，学生在校学习，应科学艺术一起学。这是什么意思？作为大科学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学家，他知道，单凭逻辑推理的知性思维是不行的。艺术感受力对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极为重要。

真正的“致良知”的太极思维，最浅近、最形象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围棋思维。

围棋中没有知性思维吗？

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人类就是要进入这样的科学的系统的，却又是“内省”的思维境界了。

当我们粗略检察了中国“心学”这一千多年的弯路之后，再回头看西方现代思维的发展，就不能不为汤因比感叹，他实在是西方人文科学的泰斗。但是如果放到中国文化中说，就未必了。

人类的一切文化，最终结的目的就是认识人自己，再深一步说，就是“明心见性”大解放、大解脱，因为脱离了具体而当下的“心”、“性”，人也不是人，我也不是我。那还说什么大解放、大解脱？真正的出世大解脱，一方面不能少了对圣贤救度大愿的了解，了解本身就是呼应。就是另外一种“内省”。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会在现实生命的“内省”。不然你无法理解圣贤的所谓“救度”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会当成迷信。没有长时间的“内省”功夫，即便被救度了，也会浑然不知。没有“内省”功夫，你在“外求”的科学技术上，产品经营上也不会真有成效。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古代的人文学者中再粗浅再偏颇的，也比西方人文学者深刻。所以，在东方文化的历史上，汤因比算不上是什么泰斗。

但是，如果从后来的中国文化“心学”之偏，尤其是我们说的盛唐之后的偏颇，汤因比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导师。

那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心学”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发展起来的，反而就不可能出现中国人现在的“心学”偏颇了。

中国心学的“内省”文化的两种偏颇的出现，关键是那时候的中国人视野触觉相对狭隘。对于大自然、人类的全球文明缺少了解，有时甚至夜郎自大。如果中国的心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恰如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中国心学的“内省”文明就不会产生历史上的那两大偏颇了。

在这里，我必须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其中的桥梁作用。

中国文化的“内省”文化，说到底是要发现自己生命实践中有支看不见的背后之手。古代的人们也都看到了这只看不见的“手”，但解释不了，认为这是“神”在起作用。马克思主义对这个看不见的手的解释要伟大得多。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新儒家的失误就在于，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深化”内省文明中的桥梁作用。甚至从内心里拒绝马克思主义，这就不能不走入岐途而不自知。

我常说，东方文化是早熟的文化。正如儿童，早熟必然多生偏颇。

我想，这便是我们今天重提汤因比的现实意义。

汤因比，全名C·H·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人，生于一八八九年，卒于一九七五年。曾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伦敦大学国际历史研究教授。他最重要的著作《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这两部著作堪称西方历史学的杰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认为：“汤因比博士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这个评语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就是不能以“知识”为愉悦。不管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人文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其目的不仅不能以“知识”为愉悦，而且也不能为自己的所谓“成果”所沉醉。关键是“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

历史是什么？人的历史，心的历史，每个生命的心路历程。解释它就是认识它。可惜的是，西方人不了解根本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历史”，只有“心”的运动。解释历史就应该是认识理解我“心”的运动。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自我的“明心见性”，否则历史只是一堆废纸瓦片。

“史”，从来都只是每个人“内省”而得的浑纯一体的心灵图像。即便同是面对同一本历史书，不同人“内省”后的心灵图像也是千差万别的。历史科学正是这样为人类的必成佛道提供营养的。

也没有“未来”可预见，只是会更清楚知道我是该如何去成“佛”的。

“佛”之一字太多的宗教色彩，会引起别的文化的误解。

“佛”之一字简要解释就是“觉悟”。内在生命的觉悟。

是生命，就必须追求生命的觉悟，想不觉悟也不行。觉悟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生命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这是铁的规律，是任何生命无法违背的。既然如此，就不如自觉的主动的去觉悟。这就是“内省”。

当我们这样解释了“历史”与“未来”这两个词之后，会发现：

从这个角度说汤因比是浅了点。

在中国，“明心见性”的觉悟，几乎是一切文人都致力追求的，而汤因比还把自己的“心”当成外在的历史规律去解释；把生命自己必然要大觉悟的规律，当成“未来”去预见。当然是浅了一点。

汤因比浅又不浅，你听他说：“我是从寻找一种历史研究的单位入手，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个单位应当相对完整独立，或多或少有别于其他历史成分，对我们来说是可以对其感知并能够加以理解的。   我舍弃当前根据国别来研究历史的习见做法。我的单位似乎是某种范围更大的碎片，这就是文明。人类在解释某个事物之前，总需要对它进行分类。在我看来，这种大范围的单位与小单位相比，易使人少产生一些曲解。在明确了我划定的单位以及考察了前文明的各个社会之后，我试图从希腊史、中国史、犹太史归纳这些文明的主要特征，提出一个似乎适合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文明史的综合模式”。

这段语言的翻译可能是有问题的。参照《历史研究》的全书看，汤因比是想把人类史当成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去思考。他这里说的“单位”，可能是“角度”之义。从下文也可以看出汤因比是希望从系统考察人类史中发现人类文明的“习惯综合症”。在他看来正是人类普遍的“习惯综合症”，障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汤因比不知道他说的这种人类“习惯综合症”，在中国的国学儒、道、释三家的经典文献中早已经是讲得十分清楚了。就是他所崇尚的《圣经》中也有论述。但是，我们艰难读完了《历史研究》全书，也没有发现汤因比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结论。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汤因比这种追求，理所当然的超越了全部西方历史学，乃致整个西方文化。但是，他不知道，他找不出一个人人认可的“综合模式”，只有每个人“内省”再造的心灵历史模式。

他还说：“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决定的因素，在最近的五千年里将部分人类从习惯综合症中解脱出来，进入有区别的文明。”

汤因比终于开始“内省”了。这对于崇尚“外求”的西方文化来说，实在是石破天惊的事。不要管他能否有什么成就，有这种追求就是伟大的。人类的确太难从“习惯综合症”中解脱了。人类太难从外界的诱惑中跳出来，即便可以不追求外在的财富美色，也逃不脱肉体的“受”“触”的折磨与诱惑。这是由于人类还没有找到生命的那个“决定因素”。一旦找到就解脱了。而这个“决定因素”，任何“外求”都无法找到，只有彻底回到“内省”中，才是有希望的。

“我的寻源路程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对那些无思想的力量，即习惯性、种族和环境的作用进行实验。我一直在思考决定因果关系的条件。现在这些探讨已经依次结束。我的画面还是一片空白。”

这是一位思想家的悲哀，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伟大。西方人终于“内省”了。

正是他所检讨的：“我不由得想到，我的一再失败是不是由于某些方法上的错误。我也许成了‘无情感的误置’的牺牲品，而我在开始自己的探讨时便力求使自己避免陷入这种谬谈”。

“无情感误置”，实在是这位西方文化的泰斗才可以想出的一个绝妙的词。

是的，人类的确是久久陷入“无情感误置”的泥潭中而不自知、不自拔。

这个“无情感误置”是什么？用中国国学的话说便叫“妄念”。什么是“妄念”？老子说得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者，斯恶已”。人类文化就是陷在这种“无情感误置”的“美之为美”中。用汤因比崇尚的《圣经》文化来说，人类是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禁果”。

注意，概念是可以杀人的。所以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的名字，就是“杀人犯”的别称。

为什么说人类文明的常见的观念是杀人的“妄想”呢？请阅《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首先，必须肯定，汤因比企图进行的这种探索，说是对历史的探索，实是对“人”的探索，对“心”的探索，实是“内省”。这无疑是伟大的，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空前的。西方有大量的哲学思想，也是在作的这种探索，但那些架空了的所谓哲学探索是无用的，只能是妄想的组合游戏的“戏论”。仍然是一种“无情感误置”。或者说，这些哲学家仍乐于寻找规律、原则、公式。实质上是强化“美之为美”的“原罪”。只有汤因比这样的探索才是有真实意义的。

但是，他的立足点错了。历史，砖头瓦片的考古历史，书面记载的文字历史，莫过是真实的“心史”的“点缀”，一团团虚华、一捧捧幻影。想把这些东西直接作一个蒙太奇组接，只能是主观臆造的“影片”，不是真正的“历史”；也不是“人”的历史，更不是“心”的历史，甚至认识不了“心”。也就找不到人类的“习惯综合症”。因为“历史”从来是“个人”的、刹那的、“当下”的，但又是整体的，永恒的，如如不动的。如果不懂生命的这个道理，不管汤因比是否可以找到那“习惯综合症”的“无情感误置”，都是一种“习惯综合症”的“无情感误置”。

如果想跳出这种“习惯综合症”的“无情感误置”，其入手处只能是从“外求”立即转入“内省”

 “内省”是什么？这本来是人类天天如此这般运用的，人类天天活在“内省”中，每个人必有体会的。但是由于人类现有的整体文明是“外求”的文明，没有人去深究生命的“内省”，人类对生命的“内省”反而陌生了。

从另一方面说，西方人能从历史的角度作这种追求仍然是可贵的、伟大的。中国古代不少仁人志士的“明心见性”正是缺少这种历史感、宇宙感。尤其是孟、荀之后的“心学”。朱熹作过这种努力，但小农意识对他障碍太大。

我们批评汤因比，他在“内省”时，思维还在“外求”。真以为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历史规律”。

但是，脱离了这些砖头瓦片的历史，书面记载的文字历史，我们又找不到另外的历史。

怎么办？

只有当我们“历史”地把这些“虚华”、“幻影”，在我们自己“心灵”中的恰当地位找对了，这个“历史”的因果关系便清楚了。人类心灵变迁的因果关系也就清楚了。正是孟子所说“天视自我民视”，人心就是天心。（请注意，本人是在和当代人对话，不能不使用当代文化的概念，遵循当代人的文化思维习惯。诸位闻之则应离之，永远保持似疑非疑的恍兮惚兮的心态，“真理”是自来的，智慧是自来的。但是一旦说出来、写出来，已经很难是真理、是智慧了。所以任何人无法为“真理”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汤因比不是中国人，不懂得生命的探讨，说到底只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内省”，以达于以“志”帅“气”的”恍兮惚兮的境界。但是，舍了这种“内省”是无法发现生命的真实的因果关系的。研究的历史也是虚妄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内省”的历史，我们就不能苛求人人都能理解我自己的“内省”，认可自己的“内省”。一花一如来，一叶一菩提。看看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思维就有这种特点。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人类的理解，但不强加于人，也不会把自己与别人对比，哪个高雅哪个粗俗。我在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轻人中很少见到人与人互相踩踏的勾心斗角。所以，汤因比也不应该如哲学家一样去建立自己的体系，如果想追求所谓的体系建设，即便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也是肯定要失误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重要的在于启发每个人的自己的“内省”自觉，以令每个人达到以“志”帅“气”的“恍兮惚兮”的境界。学者只是导引和提示。不是制造模式，从而请君入瓮。

请记住，在未来的人类文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总统”。妄图给“总统”们治理自己的“国”提供公式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这应是政治理论家的常识。只有承认每个人的主体性，这个世界才可能“和谐”。

这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著作当作“立言”的万世功德，也不要如张载那样总想让自己的著作成为万民立命的巨著。只是为了自己“内省”清明而“内省”，“人不知而不愠 ”。至于别人说什么好话坏话，那只是说还有需要你再“内省”的诉求，其他的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没有学问。“内省”只是每个自觉生命自己的事。所以下一个文明，人人是总统。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别人的以“志”帅“气”的“内省”。

分享 浏览(166) 评论(0)

关于博主

文章列表

文章分类

最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