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两会文化热点：国字号领衔 山寨争议，“国字号”领衔热门话题：国花、国服、国歌、国字……如何对待“山寨文化”？一时间，引发网络上口水与板砖齐飞。韩寒也在自己博客上阐述了对山寨文化的看法，“我国就是一个山寨大国，打击山寨是一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在韩寒看来，因为立法的不完善，才导致了山寨文化的流行，当立法慢慢完善之后，山寨自然会消失，山寨文化只是娱乐而已。不由让我联系到正在看的《金庸传》，无容置疑，金庸的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难解之谜，在华人社会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上至政府首脑要员、文人墨客、学者教授，下至农夫民工小贩，从中国到美利坚，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谜……下面试以大陆文革和香港文革作个比较，来探讨山寨文化是如何笑傲江湖成为政治寓言的？换言之，假如说香港文革是山寨版，那么，大陆文革是正版吗？极言之，假如说“国字号”领衔打击山寨，仅仅是一种过河拆桥的娱乐而已吗？

“文革”波及香港，金庸险遭“左派”猎杀

据《金庸传》，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支撑《明报》大业；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香港也受到影响。发生于1967年夏天的暴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的产物。查良镛在这次暴动中，面临危难，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

香港“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它起源于当时一连串的劳资纠纷，后来“左派”工会介入其事，行动变得非常激烈。特别是新蒲岗人造花厂的纠纷，最后发展至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以及每日川流不息的各业工人慰问等行动。香港政府为此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出动大批警察，用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这一激烈的镇压行动，更加引起了“左派”人士的不满。“左派”人士因而组织“斗委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与港英政府对抗。他们每天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到了5月22日，警察采取了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中环花园道以暴力对付示威人士，酿成流血事件。

之后，港府和“左派”势力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左派”“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最后，双方的冲突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有一次，警方出动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飞机，携带现代化武器，进攻北角的华丰国货公司。
香港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战，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香港岌岌可危。

对于这场暴动，查良镛和“左派”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上。他反对“左派”势力采取过激的行动，支持港府严厉镇压“暴动”。

那为什么“左派”要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呢？社评列举一些实例分析说，这是因为“左派”近年来有一连串拥护、支持“刘邓陶”的行为，而当时北京正大举清算“刘邓陶”，“白纸黑字，对‘刘邓陶’的拥护早已发表出来了，如何能够抹去？惟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那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的急事，如果迟了一刻，大功未竟而十二金牌已到，那如何得了？”

《明报》这篇社评的最后说：

“对于香港‘左派’报纸同业的拥护刘少奇，基本上我们是表示同情的，从这一点上攻击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400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

查良镛对“暴动”的态度，使他与“左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起来，“左派”痛骂查良镛为“豺狼镛”、“汉奸”、“走狗”。

由于《明报》支持港府、反对“左派”，查良镛很清楚，与“左派”对抗，后果难以想象，因为当时“左派”已经对一些支持港府、反对“左派”的报社采取过激的袭击行动。对抗“左派”，使《明报》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明报》当时在北角英皇道561号。形势危急，为防意外，查良镛指示员工把《明报》所在的标记都拆了下来。此外，编辑部大门装上了铁闸，字房工人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

有一天，几百名“左派”分子浩浩荡荡地冲到英皇大道之561号大厦，要砸《明报》。他们找了近半个小时还是找不到《明报》编辑部，后来找到时，《明报》编辑部已拉上大闸，而警方也在此时赶到。《明报》得以免遭砸烧之灾。

“左派”分子烧不到《明报》报馆，他们当然不会罢休。他们买通了印刷《明报》的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员工，于6月23日凌晨，以“偷偷摸摸”的手法，撬换《明报》版面，并印行发售。

结果，23日的《明报》一出版，全城哗然。原来，在《明报》第四版上，刊有一篇署名为“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声明，题目是“敬告同业，行动起来”。声明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行动起来”，不可承印《明报》，等等。

一连几天，数以千计的读者给《明报》来电、来信，除了个别不明真相者对《明报》提出批评和指责外，绝大多数读者都对《明报》表示支持和同情。

“六二三”事件发生后，建明印刷公司机房中即没有工人上班，一时间给《明报》的印刷出版造成困难。《明报》不得不采取权宜措施，暂时减少版面，只出一大张。几天之后，在其他一些印刷同业的支持下，《明报》克服了困难，恢复了原来的报纸张数，运作恢复正常。
对于“左派”分子“偷梁换柱”的手段，《明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此严辞痛斥：

“……事实上，明报系统的工作单位，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我们对于维护广大市民安全的措施，基本上表示赞同，对于‘左倾’盲动主义表示厌恶。”

“……利用祖国人民的血汗钱来收买一小撮‘牛鬼蛇神’，实现破坏《明报》的本于‘自由、理性、和平”的崇高立场，一小撮不是左派的‘假左派’，他们所耍弄的这种见不得光的大阴谋，又说明了什么？一句话，他们对明报‘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六二三明报事件”，只有让人更加清楚一小撮“左翼”教条主义捣乱分于，是如何的卑鄙无耻，如何的见不得人。他们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8月24日，在电台里报道“暴动”事实、抨击“左派”的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惨遭“左派”分子行凶暗害，被淋电油，活活被烧死。此事惊动一时。

林彬被烧死后，当时有一种气氛，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查良镛。但他仍然不畏“左派”的威胁，还要求《明报》对林彬不幸逝世表示敬悼。《明报》一连刊出《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敬悼林彬这位“大丈夫”，痛斥“左派”分子的暴行，并表明对“左派”分子决不退缩、决不妥协、斗争到底的决心。

而另一方面，“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香港几乎变成一个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而《明报》及其员工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左派”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时，查良镛已离开香港，远在瑞士。对于查良镛远赴瑞士避风头，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原是到瑞士开国际性的新闻会议的，后来听说“左派”要对他下毒手，于是延迟回港，滞留瑞士；另外一种说法是，在“左派”放出风声要置他于死地后，查良镛于是带着一家大小离港到瑞士暂避。无论哪种说法也好，查良镛滞留海外，都是因为被“左派”威胁所致。而且从那以后，到70年代，查良镛一直为香港警方暗中保护。

金庸《笑傲江湖》为何被称做政治寓言？

那段时间，查良镛每晚都打长途电话回报馆询问情况，叮嘱大家出出入入要小心；另外，据说，查良镛还写信给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梁小中，要他与当时任采访主任的龙国云主持大局，如形势恶劣，他们两人可以自行先把《明报》暂时结束。

查良镛作为一个社评家，他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共政局的变化。对社会的反思，使得查良镛不可能不把这些反思写进自己的武侠小说之中。也正因为这样，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

《笑傲江湖》开始写于1967年，那正是中国大陆“文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期。

查良镛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不以帮主、盟主、武林至尊为主角，他所刻意塑造的令狐冲只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武林侠客。这位令狐冲个性独立，有情趣，是个情圣；但他讲义气，还是个英雄。他可以一手抱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手挥剑而战；他我行我素，总是按自己的天性行事，不理外间的评议；他有时也会在武林中长剑挥舞，但却时常抚琴长唱《笑傲江湖》，憧憬没有斗争、没有权力的隐居生活。查良镛在他身上，寄托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虽然无势无权，但也可以忠于自己的原则，傲然过自己的生活。

围绕着令狐冲，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各种性格各异的人物:怪异的东方不败、狂傲凶残的任我行、老谋深算的岳不群、霸气凌人的左冷禅、活泼可爱的小仪琳、痴情的任盈盈……

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通篇都是在写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为了当五岳盟主，蒿山派掌门左冷掸施计窃取华山派掌门岳不群藏有的武林秘笈，而岳不群也摆局让左冷禅取得“假”秘笈，待到华山论剑之日，岳不群以“真”斗“假”，刺伤左冷禅两眼；稳坐五岳剑派盟主后的岳不群，却还虚情假意地安慰左冷禅，并推举他当嵩山派掌门；岳不群为了武林秘笈，至大开杀戒，向自己的徒弟下手；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为争“朝阳神教”盟主之位，反目成仇，干戈相见；任我行重掌“朝阳神教”，凶相毕露，对异己之士赶尽杀绝；……为了地位，为了权力，人会变得虚伪，变得丧心病狂，变得那么地不择手段。

而一旦自己的权力到了极限，地位达到巅峰状态，人却又自然而然的堕落、腐化。如任我行，听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再对自己的属下以兄弟相称……

至于令狐冲，则是那个疯狂尘世中清者自清、傲者自傲的孤独英雄，是权力斗争的浑浊之音中一个最不协调的音符，是人们心中的政治企求。可能也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神话。

正因为《笑傲江湖》充满非常强烈的权力斗争意识，所以与其说查良镛是在写武侠英雄，倒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个个政治人物。

事实上，查良镛也曾承认，在他的构思中，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甚至是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都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查良镛在他的武林小说中，第一次把强烈的政治意识渗透进去，第一次把武林高手当成政治人物来写，主要是因为写这部小说时，适逢国脉危难。

但查良镛认为，《笑傲江湖》并非有意的影射文章，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查良镛一反过去的写法，摒弃他最擅长的历史背景和虚构故事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笑傲江湖》中没有任何历史背景——正如他所说，“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笑傲江湖》毕竟与查良镛过去的武侠小说已明显不同，它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写完《笑傲江湖》之后，查良镛又于1969年10月开始撰写另外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如果说，查良镛写《笑傲江湖》，是以江湖上的权力之争暗喻政治生活中的争权夺利，那么到《鹿鼎记》，侧是赤裸裸地描写政治生活——清朝康熙皇帝时期的政治生活。

查良镛在这部小说中，不再突出武林人物，不再渲染“武林至尊”的意识，而是强调”无剑胜有剑”的武侠观点。所以，小说的主角不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而是只会绣腿花拳、擅长花言巧语的小家伙——韦小宝。

韦小宝不擅武功，但他深得“无剑胜有剑”的妙谛。他擅长另一种武功——玩弄手段和权术，这有如一把无形的“剑”，它比武林高手的“倚天剑”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所以，韦小宝能够在社会中立足，能够从妓院中走向宫庭，能够得宠于皇帝——这远非那些武林高手所能及。

韦小宝在社会中打滚的绝招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他会耍嘴皮子，善于溜须拍马，擅于随机应变，满肚子诡计阴谋。如果说那些武林高手的功夫是“硬”功夫，而韦小宝的却是“软”功夫，结果是“硬”不敌“软”，所以韦小宝成功，仕途、情场双双得意——而那些一等的武林高手，在《鹿鼎记》中全都成为他的陪衬、他的点缀。

查良镛对韦小宝这个小家伙情有独钟。他说，《鹿鼎记》写了几段，他就开始把韦小宝当成好朋友，因为他虽然不学无术、粗俗无文、溜须拍马、诡计多端，但他忠于朋友、讲义气……

韦小宝完全不懂武功，查良镛却把他当作一部武侠小说的主角，是因为要突破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让武侠小说进入“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并突出武侠小说的政治内容和政治主题。

而《鹿鼎记》的主题，明显的，就是通过写韦小宝的仕途之路，以及康熙皇帝与韦小宝的君臣关系，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玩笑，表现出中国“国民性的悲剧”与“文化的悲剧”。

但另一方面，由于《鹿鼎记》突破了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由于把韦小宝这个小家伙当作第一主角，所以很多人认为《鹿鼎记》不像是武侠小说，也不像是查良镛所写。

《鹿鼎记》连载没多久，就不断有读者来信问查良镛：“《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读者这样问，是查良镛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一开始就刻意突破“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但查良镛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呢？

对此，有弹有赞，众说纷纭。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鹿鼎记》乃查良镛最好的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鹿鼎记》是在查良镛众多的武侠小说中，争议最多的一部。查良镛的新尝试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

查良镛做出这样全新的尝试，是读者始料不到的；更使读者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还在对《鹿鼎记》议论纷纷的时候，查良镛却在1972年底公开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点评：是啊，在韩寒看来，“我国就是一个山寨大国，打击山寨是一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因为立法的不完善，才导致了山寨文化的流行，当立法慢慢完善之后，山寨自然会消失，山寨文化只是娱乐而已。这一点似有同感，但又略有不同，正如我在从《伶人往事》，看“中国模式”的特色一文中所写：历史总处于一种无常的反复中，哪怕是刚刚经历过的，很快就能重新来过一遍，正应了那句老话：你方唱罢我登场。也正应我在山坳上的中国自然出产“山寨”文化中所写：模仿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学习方法。模仿是一个中间地带，往左走，是抄袭，是侵犯，往右走，也可能是创新，是青出于蓝。因此我觉得山寨本身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往左走的山寨必然死亡，往右走的山寨则可能成为新主流。从这个角度看，山寨考验的不是民间的智能，而是监管者的智能。香港文革与大陆文革的异同或许就在这里。换言之，庙堂即山寨，山寨即庙堂。是垄断的权势造就了山坳上的中国，还是山寨文化自然造就孙悟空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对于这种不断冲破权力垄断与不断建立权力垄断“笑傲江湖式的政治寓言”有多大意义，我持保留意见。对于一个有着二千多年文化与制度传承的国家来说，“娱乐而已”四个字太沉重，尤其是“举国之力”的时候，总不能敢为人先，“心忧天下”“娱乐致死”吧。

参阅：从国家兴亡“周期率”，看“文革”模式及其失败

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

从史料看史书：中国的历史源于山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