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制订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领衔，广泛聘请专业人士，并向民间征求意见，相信这是近年来国家对教育最具力度的推动举措之一。种种迹象，再加上《纲要》对今后十几年中国教育乃至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让人对此寄予无限期待。

《纲要》需着手解决现行教育的几个重大问题，被归纳为“一个不适应，三个亟待”：“现在的教育发展还不能够完全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教育质量亟待提高，教育投入亟待增加，教育体制亟待改革”。（温宝宝语）我们认为，通过制订目标，从“三个亟待”提出的问题着手，完全能够改善“一个不适应”的局面。

“三个亟待”反映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点——中国教育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不是没有条件、没有政策，而是在执行过程中限制过多造成的发展困境。长期大一统的管制思维，已经变成了自我捆绑，紧紧束缚了教育行业中可能出现的创意与新生力量的生长，因此需要打破垄断的、大一统的教育管理局面，促进教育行业的广泛竞争，从而改善教育投入和教育质量。

改革忌冒进。专家们提出渐进式改革的思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从易到难，从能够做的地方开始做起，从有条件的地方开始试点，逐渐总结经验，推广展开。我非常支持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宏观层面采取以下措施，将可能带来比较明显的成效：

基本教育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这个基本教育包括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国家重点资助的教育工程等。通过统一的最高财政拨付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各地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保障国家在履行对公民基本教育义务的时候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实现教育公平，同时也可以规避义务教育乱收费的现象。

明确在教育行业的权力主体定位。政府需要规范自身在教育领域的定位，权、责、利不能全部包揽。小康社会的政府不是无限政府，一定有明确职责范围。在教育领域，政府以制订教育政策和教育标准，保障最基本的教育供给和服务为主，更多的权、责、利应该放归民间，如在民办教育领域，经营、管理学校的责任，选择教材从事教学的权力，发放文凭的权力，以及经营得当、获得资助和捐赠、赢得发展的收益，应该回归办学主体；而评估教育质量的职能，则由公众媒体或者中介机构承担。教育行业的三权分立，有助于厘清各个主体对自身职能的认识，回归本位，从而带来更适应现代社会运作的专业分工与行业升级。

放开社会办学，吸引民间资本，促进教育竞争。小康社会的教育，是尊重个人发展、尊重个性化要求，有选择的教育。怎样体现教育的选择性呢？办更多适应市场与社会的学校，办更多有个性、有特色的教育，而这些是无法凭借行政规划产生出来的，需要调动全社会乃至更大范围内自动、自发、自觉的力量。放开办学，撤销原有对民间办学的种种限制性条款，对于硬件等投入的不合理要求，允许企业资本、个人资本和国内、国际的专业机构进入，让市场自由发挥、公众自由选择，这样对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都有益处。

各层次的教育都有现阶段各自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幼儿教育在形式上其办学已经放开，如何体现早期教育的专业性，是办学者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学术自由化与行政办学的矛盾；职业教育需要广泛引进社会资源，与相关产业紧密衔接，体现其促进就业、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价值；基础教育则需要在办学思想和评价模式方面进一步提升，以培养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有素质有竞争力的公民为目标。这些都对教育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实际上已经成为达到《纲要》目标过程中最基本、最不可缺的一环。

对于民办教育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生存在一个限制过多的环境，既不能真正行使办学主体的职能，享受办学权益，也没有条件完全照着公立的路子运作，根本无法体现竞争的活力与优势。《纲要》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由此证明，只有放开办学，引进竞争机制，行业间相互促进，市场自由选择，才有可能提高教育质量，达到小康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办公众真正满意的教育。

——本文发表于2009年2月21日《教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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