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个人历程：
1952年10月7日生于列宁格勒市（现圣彼得堡市）。
1970年入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
1975年从国立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情报局工作。
1985年至1990年他被派往民主德国工作。
1990年回国后，普京先后担任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外事助理、圣彼得堡市市长顾问、圣彼得堡市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
1994年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
1996年8月，普京开始担任俄联邦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1997年3月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监察局局长。
1998年5月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起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
1999年3月任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同年8月9日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代总理，8月16日就任总理。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普京出任代总统。
2000年3月26日普京当选为俄联邦总统，并于5月7日正式宣誓就职。
2004年3月14日连任总统、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家委员会主席。同年5月宣誓就任。
2007年年末，宣布支持的下任总统候选人——梅德韦杰夫。
在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于5月7日辞去总统职务。
2008年5月7日起，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
2008年5月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普京担任政府总理的提名。
普京的故事：（予大家分享）
◆难忘大杂院
我家在列宁格勒市中心巴斯科夫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我们的大院与另一个大院毗邻。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大杂院里度过的。
我家住在大院一幢5层楼里，房子是我父亲所在的车辆厂分给我们的。这楼很简陋，没热水，没洗澡间，厨房很小，还是公用的。楼梯一侧有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楼道里经常有好多老鼠出没。我和我的小朋友们常常用棍子驱赶老鼠。在这楼梯上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人鼠大战”迄今还刀刻斧镂般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便对它穷追不舍，直把它逼到了墙角。这老鼠走投无路，气急败坏，猛地掉转身，全力向我迎面扑来。这一切来得是那样的突然，我害怕极了。接下来，反倒是老鼠紧紧地追赶我了。只见它飞快地越过一个个台阶，转瞬就跳进了我家那一层的楼道。毕竟我比这老鼠跑得快。我以最快的速度推开我家房门，又砰的一声关闭。就这样，我硬是将这老鼠挡在了我家门外。
上小学之前，我只能在我们大院里玩。我在外边玩，妈妈不放心，她常常从我家窗户探出身，问：“沃洛佳（普京总统的小名和昵称），你在院子里吗？”我要是在这院落里，那就好。父母对我看得很紧，未经他们许可，我不能随便走出这大院。
然而，外面的世界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有时我不理会这些，就偷偷地溜出大院。
五六岁时，我第一次悄悄地走到我家附近的一条大街上。这天是“五一”节。我好奇地向四面张望。街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热闹非凡。我呆呆地看着眼前欢天喜地的景象，不知为什么开始有点害怕起来。
再稍大一点，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有一年冬天，我背着爸爸妈妈，同几个小伙伴乘电气火车到郊外玩。到那儿以后，我们走着走着就迷了路，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天寒地冻，幸好我们带着火柴，于是，我们点起篝火。没吃没喝，我们都冻僵了，饿坏了。返回时，我们坐的还是电气火车。回到家，我挨了几皮带，从此我再也不敢独自随便出远门了。
◆不安分的学生
我1952年10月出生，所以我开始上学时已经快8岁了。我家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我刚上学时的一张照片：我身穿活像是军装一样的旧式灰色校服，端一盆花站着。现在我已不记得，当时为什么我不是拿一束鲜花，而偏偏端一盆花。
我不大愿意上学，我更喜欢跟小朋友们整天在我们大院里玩，但又不得不走进校门。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我都是在第193学校上学。这学校就在我们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我到校只有7分钟路程。起初，第一堂课我差不多都要迟到，所以冬天我根本就来不及好好穿衣服，原因是：穿衣，气喘吁吁地往学校跑，再脱衣——这都需要好多时间。后来为节省时间，我想了个“妙招”：干脆不穿外套，飞也似的往学校跑，从此我便能准时坐到自己课桌旁了。
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不用说，学校制定的那些规章制度我是不怎么遵守的。而学校是有组织的集体，它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和严密的纪律。然而，当一个从小长在深山老林里的人乍一到了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里，他一定还会按原先的规则生活。而学校就像是在他周围拉起的一道护栏，圈在护栏里受约束，很不舒服。于是，我就开始想要“挪开”这道“墙”。
这样“爱自由”、不安分，理所当然地要引起老师们的干预，调皮的学生不喜欢老师们这么做，便常常要做点什么反抗的表示；这样“爱自由”、不安分，调皮的学生之间也不免要发生冲突，于是，打架斗殴的事便接连不断。
◆头次挨打悟出道理
大杂院孩子们打群架正是由此开始的，我是在什么时候遭暴打，因而不得不进行还击呢？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这是在上面说的与我们相邻的那个大院里，即不在“我的”领地。
第一次挨人揍，我感到很委屈。打我的那小子看上去是个瘦猴。不过，我很快便明白，他年龄比我大，力气也比我大得多。对我来说，这件事不啻是街头“大学校”，这“大学校”第一堂就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由此使我得到一次重要的、很好的教训。我从这一教训中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首先，我不对。当时，那孩子只是对我说了句什么，而我却很粗鲁地把他给顶了回去，那话简直能把人噎死。实际上，我这样欺负人家是毫无道理的。因此，我就当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第二，如果当时站在我面前的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也许我就不会对他这样粗暴。因为这孩子第一眼看上去瘦骨伶仃，我才觉得可以对他撒野。但当我吃了苦头的时候，我才明白不能这样做。我明白不论对谁都不能这样做，对谁都应当尊重。这是一次很好的、实在是有“示范意义”的教训！
第三，我明白，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对与否，为能进行还击，就都应当是强者。可那孩子根本就没给我任何还击的希望。根本就没有希望！
第四，我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一旦遭人欺负，瞬间就应当进行回击。瞬间！
总的来说，我打架，并没有什么鲁莽和过火的举动。不过，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如果你想要成为胜者，那么在任何一次对打中，你都要咬牙坚持到底。
此外，我明确意识到，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卷入什么冲突。但一旦有什么情况发生，就应考虑无路可退，因此必须斗争到底。原则上说，这一公认的准则是此后克格勃教我的，但早在孩提时代我在多次打架中对此就已经烂熟于心、很好掌握了。
此后，克格勃教我的还有另外一条准则：如果你不准备动武，你就不要拿起武器。不应该随意恫吓人。只有在你决定开枪的时候，你才须掏出手枪。假定你同谁发生了冲突，但在你最终决定“我现在要开枪”之前，你就不要操起武器。小时候在街头有时需用拳头明确我与小伙伴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就是这样做的。一旦你下决心打这一架，那你就要坚持到最后。换句话说，不打则已，打则必赢！
小时候，打架是常事。为什么？反正无外乎小孩子们那些芝麻大点小事。但我敢说我们不是小流氓。我们不过是大杂院里一帮调皮的孩子。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从大杂院的孩子沦为罪犯的。当然，我们“身边”某些有前科的成年人确有整天无所事事、终日游荡的，但他们同我们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我们跟他们一样。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来就不随身携带什么刀子或者铁拳套，而这两种凶器，上面说的那些有前科的刑事犯都应有尽有。我们小孩子在打架时顶多只是互相推推搡搡、动动拳头。我们从未用过卑鄙和凶残的手段。
◆尽享家庭温暖
尽管家境不好，但家人总是尽可能多地给我以温暖。我是在爷爷奶奶和爸妈的百般爱护和精心培育下成长的。
我爷爷是位技艺精湛的名厨，且有不寻常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应邀到莫斯科郊区哥尔克镇工作。为当时住在那里的列宁及其家人做饭。列宁逝世后，爷爷被调往斯大林的一个别墅，在那里又工作了很长时间。退休后，他在莫斯科市委伊林斯科耶休养所又当了好多年厨师。12岁，即1965年爷爷逝世之前，我曾多次到这休养所小住，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
我父亲这人不苟言笑，表面像是有些冷淡。但我知道他爱我，关心我。至于母亲，她对我更是舐犊情深，处处围着我转。我知道，我是她的“惟一”（普京母亲先前生过两个孩子，但不幸都夭折了。41岁那年，母亲才生了普京。因此，普京被称为“迟到的孩子”，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这辈子除了我，母亲没有其他任何追求。每件琐碎小事都时刻体现着她对我的这种疼爱。
应当说，我比许多同龄人都幸运，因为我能亲身感受到父母亲对我的关怀和呵护。这一点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使我能够健康成长。
那时我看见一个个家庭走向破裂、解体，其中许多是因为男主人毫无节制地酗酒而酿成的。我亲眼目睹这种悲剧，最初是在我们那栋有众多住户的大杂院里，而后则是在学校里。
那时，虽然生活清苦，但我从未觉得生不逢时。其实，家道清寒、生计窘迫的何止我们一家，差不多家家都这样。在列宁格勒市内，家家户户住的大都是公房。居住条件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但各家的生活水平大致都不相上下。有一年，我到科米自治共和国一个建筑队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回来后，我才买了第一件新大衣。此前，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我的家就是我的一座堡垒。可以说，这是我最大的优势。当时虽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显然，在父母心目中，最为珍贵的是我这个人。所以，即使我口头上什么也不说，但只消朝四下里看一看，我就有充分理由认为，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
早在上小学时我就想，将来上了大学，我可能不会尽力去炫耀我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甚至还做过杂工（普京父亲参加过卫国战争，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战后复员到列宁格勒车辆厂，先后任工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母亲没什么文化，做过清洁工，夜间为一面包房接货。后为某实验室洗试管，还在某寄卖店当门卫）。我想，如果在大学一年级我就能说我父亲是教授，母亲哪怕是副教授呢，那我当然会更高兴的。我不刻意强调父母的工种，但我从不因为他们的职业而感到羞愧。我一向敬重父母，一向亲切地对待父母。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我的。我也清楚地知道，作为普通人，父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生活得更好。正是有了他们，我才能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人生第一个转折点
上小学时，我的家人就有明确的暗示：日后我必须上大学。也许是为时尚早，这事还没提到“议事日程”，故谁也没有天天把这挂在嘴上，他们也没有在一起商量我应该报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
上大学是谁也不愿轻易放弃的最低标准。严格讲，我父母自己大概也搞不清将来我到底应当去考什么大学，但有一点他们是铁定无疑的，那就是我必须接受高等教育。
10年级中期，当我同父母说我准备考大学以后，他们自然没有什么疑义。从此，他们对我的学习也随之抓得更紧了。
从10岁起，我就开始学柔道，教练一直是拉赫林。我这位教练对我考大学的志向不以为然，反倒力主我去报考大专。具体说，就是列宁格勒金属工厂附属高等技术学校。当时我是在该厂体育俱乐部练柔道。教练们很容易地能将其所有成员顺利转入这一学校，从而可使他们免除服兵役。
有鉴于此，拉赫林就特意约见我父母并当面对他们说，根据我的成绩，实际上我可以被保送到上述高等技术学校，根本不用考试。他还对我父母说，这学校不错，放弃这个大好机会，就是做天大的傻事。考大学本科是一种冒险，万一考不上，我就得马上参军入伍。
听拉赫林这么一讲之后，父亲自然也就有些动心，原先一定要我考大学的想法也有些动摇。于是，他也开始做我的工作，要我按拉赫林教练说的去做。
这样，我便陷入“两面夹击”的境地：训练场上，拉赫林劝我；回到家，父母压我。说来说去，都是叫我放弃报考大学。
但我说，我就是要考大学，就这么定了……
“那你就得去当兵，”人们众口一词地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坚定地回答，“当兵就当兵。”
不言而喻，服兵役将会推迟我进克格勃。但总的说来，这并不妨碍我去实现我的既定计划。耽搁几年时间，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原则上说，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头。它要求我“孤注一掷”，作出抉择：要么现在一切我都自己做，一切我都自己定，从而走向下一个我所期望的人生新阶段；要么我认输，听别人摆布，既定计划全部落空。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众所周知，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我的人生由此跨入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
1975年夏，刚过21岁的普京以优异成绩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遂被分配到克格勃第401保密学校。
普京在401学校只学习了一年。因成绩卓著，他被分配到克格勃某部侦察分队，每天在其特工科上班。特工科担负着特种任务：对外国人和外国使馆外交官进行跟踪。众所周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世界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对外国使馆实施严密监控。
当时一般特工人员没有独用的办公室和电话。因此，他们好几个人不得不挤在一个房子里，每个房间只有一部电话，这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大家常常因为打电话而发生争执。年轻的普京当时已是中尉军衔。由于争强好胜，他常常处于争执的中心。普京总是毫不客气地抢过这惟一的一部电话和“局外”的朋友聊起来没完。为此，同事们戏称他是“煲电话粥能手”。
“普京尽可以这么做，因为领导很器重他，常常对他另眼看待。”普京当年的同事维克托·弗罗利科夫说，“他还有分队刑侦科工作证。这可是一种特殊待遇。在我们侦察分队，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充其量也就那么几个。谁也不知道普京在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也不便过问。当时我们有明确规定：不该知道的不问，对同事的工作不准随意打听。”
不久，普京进了特工科开办的德语进修班。谁能获此机会，完全由科领导决定。据弗罗利科夫说，只有最有发展前途的人才能被送到该进修班学习。进修班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最初每班为8至10个人，每届四年，进修班严格实行优胜劣汰原则。所以，结业时即便只剩下一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该德语班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书，外语成绩存入个人档案。
“沃洛佳（普京的小名）是我们的一位上级领导向我推荐的。”时任特工科科长的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深情地回忆道，“第一次和普京谈话，我就立刻感到他头脑机敏、气度不凡，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情报工作最需要智商高、视野宽的人。我眼前的这位青年军官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没谈几句，我就深深地喜欢上普京了。
不久，普京被保送到了红旗学院。对克格勃许多青年军官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
“既然普京在你们这里表现如此出众，那您为何要放他走呢？”记者大惑不解地问彼得罗夫。
“的确是我亲自把普京保荐到红旗学院的。”彼得罗夫沉思片刻，满怀深情地说，“说句老实话，像普京这样出类拔萃、风华正茂的军官，我确实不愿意轻易放走。但我知道普京在业务上须进一步提高，虽然那时他已经升任少校。沃洛佳前途无量，日后必成大器、担大任。俗话说，庭院跑不出千里马。我不愿把普京窝在我们这儿，眼睁睁地耽误他的锦绣前程。”
走进俄罗斯第一家庭，首先感觉到的是异乎寻常的整洁与温馨。在客厅一隅，壁炉在熊熊燃烧，一堆圆木整齐地码放在旁边，明艳的火光映衬出女主人柳德米拉的美丽与雍容。我们的谈话便由这温暖的壁炉展开。第一夫人凝视炉火，娓娓道来……
◆第一夫人也是平常人
我喜欢俄罗斯传统的壁炉，尽管室内有暖气，但还是经常用它，或许是看重它营造的家庭氛围吧。
时常有人问我，身为第一夫人，是不是觉得很难，会不会因身份的转换而改变生活习惯、兴趣和爱好？其实，在我看来，第一夫人首先是妻子，她应该分担身为国家领导人的丈夫的喜与忧，当然，也包括对国家前途的巨大责任感。
也有人认为，第一夫人是一国女性的缩影，其举止、穿着、言谈和待人接物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体现国家的传统与道德风范，也间接反映出该国妇女的地位。其实，第一夫人只是个普通人。她有自己的习惯、观点、爱好和情感，有自己的工作和计划。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总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非常坦率地说，身为第一夫人，很难保留自己的本色。但我认为，这恰是最重要的。在生活中，每个人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并量力去完成。记得有位朋友曾对我说，生活总是带给我们种种惊喜，我们不断回答着同样的问题：这到底是考验还是诱惑？无论置身何处，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经受住考验、抵制形形色色的诱惑。对我来说，这至关重要。
◆做自己的形象设计师
第一夫人拥有形象设计师似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我却没有。我总是凭直觉来选择服饰，而不是通过翻看时装图书、咨询时装顾问来捕捉时尚。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俄罗斯订制的，有时我也购买成衣。在与朋友聚会时，我们经常讨论流行的话题，他们的话对我很有启发。
我偏爱颜色亮丽、风格鲜明的服装。每当触摸到一段衣料，我脑海中就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用它做什么式样的衣服比较适合？从领口到腰身，一切构思都在瞬间成熟。至于它是否与时下的流行相抵触，我一般不大理点击查看大理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会。
目前，我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是上网和看电视。我喜欢戏剧，但很少去剧院。现实生活同样充满戏剧性，蓄积着多种情感。我也抽不出时间去进行私人参观和游览。
音乐是我生活的重要点缀。我喜欢本国的流行音乐和歌手。我对音乐的喜好无章可循，只要旋律动听，就会饶有兴致地听下去。我对一些经典的浪漫曲百听不厌。老友聚会时，情之所至，我偶尔也会高歌一曲。普京不大喜欢唱歌，最近我甚至很少见到他。他实在是太忙了，总是公务会见和工作会议缠身。
◆对孩子分数不应苛求
有记者经常问及我们教育一双女儿的秘诀，我总是一笑置之。其实，哪有什么秘诀可言，家庭氛围对于子女成长非常关键。普京也曾提到过，他是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在精心为女儿们营造这样一种氛围的同时，我还经常要求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她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小提琴。当然，她们也想外出散步、玩洋娃娃，或者什么都不干地闲着，但我希望她们在空闲的时候也能学到东西，不虚度光阴。教育孩子是门很大的学问。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应该平等对待他们，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对女儿的健康非常关心，对她们的成绩并不太在意。重要的是知识而不是分数，如果她们得了３分或是２分，总是有原因的，毕竟还是孩子，偶尔可能会分神、淘气，对此不能过分苛求。
孩子对父母应该是尊敬而非惧怕，对孩子的关爱和呵护将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因未成年人犯罪心忧
报纸上经常报道我前往监狱探视青少年犯的新闻。我在梁赞关押未成年女囚的监狱呆了整整一天，此前我还去过莫扎伊斯克的女子监狱。后来，杜马出台了对未犯重罪的犯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的赦免令。人们都猜测这与我的活动有着某种联系，其实并非如此。
我探访监狱是为了引起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绝大多数孩子犯罪是迫于外来压力，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只是在身陷囹圄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界观的成熟，才开始悔悟当年的行为。许多人希望尽快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忘记先前的梦魇。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能深刻体会到他们的这种复杂心情。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坚信，这些于懵懂间被命运捉弄，关入铁窗的孩子一定能够改过自新，他们需要理解与温情。成人、国家必须伸出援助之手。只有全社会共同关心这一问题，才能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青少年吸毒、卖淫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父母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当孩子们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同情、关爱，当他们无家可归，没有食物充饥时，将会本能地向他人寻求庇护与帮助。有人便利用孩子的轻信与痛苦，使他们沦为毒品或嫖客的奴隶。
要改变这一现实，只能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父母多关心孩子的成长，社会充当他们的保护者，国家提高公民的福利，唯有如此才能减少无家可归儿童的数量，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人们都认为这属于社会问题。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将它放在心上，大家都来关心孩子，关心国家的未来，让他们有一个美好幸福的童年。我经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有的令我不忍卒读。我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随丈夫出访广交朋友
2001年对于普京来说是异常忙碌而充实的，我跟着他频繁出访。在访问过程中，他有他的工作，我也有自己的安排。
与许多国家领导人的私人交往可以让我看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使得我们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私交。出国访问的另一大好处便是能够帮助我们变换处理国内问题的角度。
在2月访问奥地利时，我与克莱斯蒂尔总统夫人一同参观了位于维也纳的圣安娜儿童医院。我被深深震撼了：许多市民自愿前往医院，帮助医务人员照料患病的孩童。他们悉心照顾孩子，陪他们玩耍，给他们讲故事，尽其所能奉献着自己的爱心。孩子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来自成人关心，成人也从孩子身上看到一种久违的澄澈童心，感受到助人的乐趣。如果俄罗斯也形成这种风气该多好！
在国外，我经常充满感情地谈到俄罗斯，谈到我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我深切地体会到，对俄罗斯、对俄罗斯人民及其灿烂文化的敬意正在恢复。了解俄罗斯的人越多，我们的朋友圈子就越大。
我还有一个心愿：使俄语成为国际舞台上一种重要的交际语言。设在国外的俄语中心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它能吸引更多外国人，宣传我国的多民族文化。
普京日理万机，很少有空闲时间，不过，我经常会见缝插针地同他讨论这些问题，有时也免不了发生争执，但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看法，总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日常起居充满爱意
我家共有三名狗“成员”，两岁半的卷毛狗托霞和它的三岁“男友”罗德奥，另一条小长毛狗科尼是普京的爱犬。它刚过完一岁生日。我们家的狗都非常善良、温顺。它们既聪明又勇敢。大家相处非常和睦。 每逢节日，如果有空，我们全家或是独享这一美好时刻，或是邀请几个朋友来做客。至于礼物，我或是什么都不送，或是精挑细选。我喜欢比较实用的礼物。我不是个特别有耐心的人，不会在两个月前就买好礼物，很长时间后才送出。普京和我不一样。他有足够的耐心，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还记得生日那天，当我醒来时，发现床头放着一串金项链和一只十字架。原来他早在两个月前就准备好了。当时，我们一起去了耶路撒冷，他在那里买了这只十字架，并开过光。
我们全家都是比较虔诚的东正教徒，通常每月去一次教堂。我不大愿意对别人谈及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我相信，在最美好的将来，人们会形成统一的信仰，至少是各种宗教和睦相处。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也没有暴力。所以，爱与宽容是一切宗教都应该提倡的。
【普京爱情史】普京和柳德米拉：爱情从台阶开始
柳德米拉这样回忆说，她和普京的交往一直是很低调的，就连普京的妈妈叶卡捷琳娜·什克列勃涅娃，都是在他们相识两年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柳德米拉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她给母亲写了一封短信，信中写道，她认识了一个好男人，她要嫁给他。这两家的人最后是在普京和柳德米拉的婚礼上才相识的。
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夫人柳德米拉终于打破沉默，面对国际媒体，她吐露了一段隐藏在心中多年、不为世人所知的她与普京的爱情生活秘密。
和普京在剧院台阶上认识
“我是加里宁格勒人，21岁那一年的夏天，我约了一个女伴一同飞往我们向往已久的列宁格勒休假。虽然，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件心驰神往的事情，可是我哪里知道，事实绝不那么简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两人刚到列宁格勒的第一天，就被邀请去看戏，剧院的名字叫列宁苏维埃。我和沃洛加（普京的小名）就是在剧院的台阶上认识。”
这就是柳德米拉保留在记忆中的和普京的第一次相识。而普京本人当然也不会忘怀这样的初识。他在《国家第一脸》这本书中也写到了这个夜晚：“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请我去看戏。他有几张票，还有女孩也去。我们就去了。还真的有女孩。我和其中的一个开始约会。
我们交上了朋友。她就是柳德米拉，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我当时跟她说，我在警察局工作，因为我实际上是在安全部门工作，是保密的。要是你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在安全局工作，就不会把你派到国外去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成……”
其实柳德米拉也不知道最终他们会怎样。这个年轻的警察给她的印象是清瘦矮小而且不爱讲话。可是这些初次见面的印象，却让柳德米拉在回家的路上反复思忖，后来，她回到家之后还常常回忆他们的见面。那个时候，柳德米拉家里还没有电话，他们还不能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煲电话粥，所以，为了解除思念的煎熬，她就坐着飞机去和普京约会。正好当时她的单位有经常到列宁格勒出差的机会，不过大家都不太看好他们的爱情，有人甚至觉得他们长不了。
姐姐说普京是个有魅力的人
“我们认识3至4个月以后，我就决定到列宁格勒去找沃洛加。他当时建议我去上列宁格勒大学的预科班，然后报考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我同意了。”柳德米拉这样回忆说。
看来，普京的建议很奏效，并且还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柳德米拉在预科班的宿舍找到了床位，两个年轻人的约会也更方便了。他们的恋情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1983年7月28日他们终于双双携手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当时，柳德米拉在列宁格勒大学的语文系西班牙语班上三年级。
柳德米拉说，她的姐姐在参加完婚礼之后告诉她，从外表看，普京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并且给人一种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感觉。婚礼结束之后，普京和柳德米拉去蜜月旅行，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波罗的海海边。蜜月回来之后，他们就和普京的父母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当时住的是列宁格勒市斯塔切克大街的一幢楼房，那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他们房子的面积才27平方米。柳德米拉说，普京的父母与她的关系相当融洽。
难道和普京的生活中就没有过不愉快吗？柳德米拉直言不讳地说，怎么会没有呢？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钱。后来，柳德米拉就去打工，做翻译挣些外快。可是没过多久她就不能做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是1986年，她刚好在读大学四年级。柳德米拉分娩的时候，普京正在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学院（今天的对外侦察学院）学习，于是，双方的父母都来帮忙，柳德米拉才得以顺利生产，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玛莎很健康。同时，柳德米拉腾出时间结束了大学课程，并且获得了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资格。
最美好时光在柏林度过
柳德米拉觉得，她和普京结婚之后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在德国柏林度过的。当时普京被派往柏林工作，柳德米拉和孩子也一同前往，他们住在国家给他们租的一幢德国公寓里。公寓和普京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从家里走到办公室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沃洛加经常从办公室的窗户朝家的方向眺望，他特别想见到他的女儿。”柳德米拉回忆道。普京上班的时候，柳德米拉就在家里照顾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玛莎，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卡佳。
在柏林的时候，晚上的时光是十分美好的，家里经常有同事光顾。有的时候，还有德国朋友全家来做客。周末的时候，普京经常开着他的那辆公车，带着全家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柏林墙倒塌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变数，当时普京还没有得到原来列宁格勒市长萨波恰克的赏识，柳德米拉就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外语补习班上教德语。后来的情况大家就都知道了：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柳德米拉成为俄罗斯第一夫人。
叶甫盖尼-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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