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低俗”了，是因为网络捅了太多娄子吗？还是真的“很黄很暴力”；口放狂言的林嘉祥被称为党和人民的“很好的干部”了；八十几岁的人大代表申婆婆自豪地称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了，是因为被河蟹了还是幸福了？有人玩躲猫猫挂了，有人的母亲被强制精神病治疗了，“好干部”成了倒霉蛋了……

这些都是发生在正处于“中华盛世”的神州大地，发生在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么说，倡导“言论自由”、严厉批评言论管制的马克思忽悠了中国人？或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误导了中国人民，是欺世盗名之徒？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和文艺圈里几位名人叙谈时，当被问及“假如鲁迅还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得很干脆：要么不啃气，要么被关到监狱里去。这话不由得让人心里发抖，毛泽东应该是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导师带出来的“高徒”了，那他怎么又忘了，马克思最倡导言论自由呢？如果马克思、恩格斯还活在中国，那会怎样？如果他们活在19世纪中后期，那个时候还是君主专制和皇太后（慈禧太后）专制的大清王朝，想像结果的空间太小，结果会毫无悬念，就像现在的代表大会选举一样。他们肯定要以“造反”的罪名被“斩立决”；更不用说他们活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当政的“民国”，那时他们难免会像李大钊那样被处以绞刑，像江竹筠那样被长期关押并遭枪杀；且不说他们活在“反右”、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那种“指导思想严重失误”的荒唐岁月里，那时他们或者会被打成“极右分子”锒铛入狱，或者会像彭德怀那样被打成“反党集团领袖”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或者会像张志新那样在临刑前被割断喉管。就假如他们活在现在这个被称为“中华盛世”的改革开放年代吧，他们的处境和命运会是怎么样的呢？

吴敏在《假如马克思、恩格斯活在中国》一文中引经据典，大谈特谈马克思所倡导的言论自由：

马克思是以“言论自由战士”的姿态登上欧洲论坛即政治舞台的，他在开始其社会活动的第一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政府的出版限制政策；紧接着，马克思作为《莱茵报》撰稿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出版自由”，他出任该报主编后仍然坚持不懈地倡导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并同政府对这些方面的限制和封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一）出版限制和书报检查制度妨碍了对真理的探索。马克思认为，出版限制和书报检查表明了政府对自由地探讨真理将要得出的“结论的恐惧”，“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二）应该把思想的表现同行为区别开来，思想的表现本身应置于追究法律责任之外。马克思说：“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三）出版自由是人民自我认识的形式。马克思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四）出版自由不会给社会造成有害影响，而出版限制、书报检查则损害和阻碍了社会的理性批评。马克思论证说：“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但是，当批评不是公开而是秘密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时候，”“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横的钝剪的时候，当它只想批评而不想受批评的时候”，“难道批评不是已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了吗？”（五）否认出版自由就意味着否认人类自由。马克思认为，在出版自由这个特定自由遇到危险时，自由本身也就面临危险了，因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在完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仍然坚定地坚持上述立场和观点。这不仅表现在1849年他在法庭上为《莱茵报》所作的辩护上，也表现在1851年他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作为其文集的首选文章。即使在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中，坚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立场和观点也毫无改变。但是，假如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现在的中国，他们的上述立场和观点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大约是要被斥责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屏蔽和“低俗”掉的吧？

马克思、恩格斯将“自由和平等”作为自己以及共产党人终生追求的目标。恩格斯说：“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编里，还将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简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即使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主张实行言论自由、批评自由。恩格斯明确指出：“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假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 “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他还非常明确地提出：“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即党的中央委员会，引者注）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鉴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活在现在的中国，他们当然应该是共产党员乃至是党的领袖人物，但是，终生追求“自由人联合体”目标以及明确坚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立场和观点的他们，在时下的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以下两种命运无疑在等待着他们：其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等“普世价值”批判者，叱责为是“对西方话语权的盲目崇拜”，是在“鼓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在“要求彻底西化”，是“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反映。其二，必然要被叱责为是“没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甚至很可能要加之以“分裂党”的罪名，把他们长期软禁起来。

现在，相信很多人都在怀疑，十月革命那声炮响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化”掉了哪些人民的权利呢？而我们现在宪法和党章里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吗？为什么现在国人“谈马色变”或“谈马一笑”，而西方依然尊崇马克思的思想，人人拜读呢？欧洲上空的幽灵，现在是否飘到了亚洲上空？可惜，泉下有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再有“愤青”情怀都敌不过薄薄的一副棺木，哎呀，幸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生活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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