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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散文对市民文学的升华――兼与沈从文的比较

发表于 2009-03-12 10:01:19 类别:文学随笔

张爱玲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被重新“发现”的现代著名作家之一。她的散文数量不多,虽然她的散文的发表早于小说,她的小说似乎更引人注意并引发连环的张研热。对她的作品,包括小说与散文,作专题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在许许多多的评论文章与论文中,多数都热衷于谈论她小说或散文中体现的“世俗”、“苍凉”的特质。我注意到她和另一位受到政治打击的同时期作家沈从文,都有一段坎坷的成长过程,但两者在面对喧哗的都市市民生话时,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反应,这表现在各自的散文作品中也成了两个不同的景象。本文企图探讨张爱玲散文的对市民文学的升华,同时比较她与沈从文的散文的两个不同取向。


 































在张爱玲的许多照片中,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一)现代散文的发展与张爱玲的散文

现代散文在二十世纪以来,就呈现繁华景象。发源于“五四”的现代散文突破了“文章”的樊篱而使散文名正言顺地在文学“四分法”即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占有一席之地。比较起小说、诗歌、戏剧,作者在散文中情感的表达最为直率。不像前者那样带有虚拟性、喜剧性和浪漫性。现代散文的魅力在于它传达了作者的真实情感和真实的自我,和读者的情感交流与沟通也最为鲜明与突出。

郁达夫对现代散文就做了这样的总结:“‘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当张爱玲在三十年代末开始发表散文时,她的作品已经清晰地显现了现代散文的特征。

张爱玲的主要散文作品包括散文集《流言》、小说散文集《张看》,《续集》里的一部分。《流言》是四十年代的作品,倍受读者欢迎与推崇。我目前手中持有的张爱玲散文集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出版的《流言》,共收录了40篇散文,全部是1943年至1947年之间的作品。我查了一下,这比原来在1944年出版的版本还多了几篇,但多是她前期的作品,注重市民阶层的题材,其中包括了她的名篇《天才梦》、《童年无忌》、《公寓生活记趣》等代表作。她后期的散文是在离开中国大陆到美国时做的,如收录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中的《谈看书》、《谈看书后记》等,虽说其中不乏有趣的文字,但已较少涉及市民生活的题材,因此本文论述所及也就以她四十年代的作品为主。

张爱玲散文的发表早于她的小说。她的第一篇散文是于1938年发表于《大美晚报》上的英文散文《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接着她于1939年发表《天才论》。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显然的,张爱玲的散文,在当时那种政治大环境里,是显得缺乏民族危机感的。然而,她的散文显现了她对“五四”时期文学传统的继承。在文字上,她大胆地进行个性化的追求,毫无避讳的书写着凡俗市民的生活,对卑微生活中挣扎的小人物的一举一动有非常细腻的观察,对人性的缺失和社会现象予以真实、深刻地刻画。
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上海到香港,并在1955年奔赴美国定居。读张爱玲的散文,不难发现她主要是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现代都市文明作为她的创作中心。浸泡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中和饱览香港殖民地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对张爱玲来说,接受西方小品文(Essay)的影响是十分自然的事。她接受西方教育,在香港圣玛丽亚女校和香港大学时,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英国散文名家的作品,如萧伯纳、赫胥黎、毛姆等。张爱玲是一位悟性极高、艺术素养极好的作家。加上自身女性的细腻敏感以及艺术细胞赋予的独特审美气质,让她能在“说人家所要说的,说人家所要听的”(《论写作》)之余,独创文学风格,没有随波逐流。她知道要成功,作者必定要贴近读者,不好远离群众,所以她在同一篇文章中才说:“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失败的根。”

(二)张爱玲和沈从文的成长经历

张爱玲是一个孤立独行的作家,沈从文也是独立孤行的。他俩有着共同的坎坷成长过程。1902年出生于带有苗族血统的家庭,祖父曾为满清王朝的提督,父亲也做过军官。然而因为家变,沈从文小学毕业后不得不停学寻找出路,到湘西土著部队当兵,辗转于沅水流域乡村间,看尽了湘兵的雄武,见识了各种迫害与杀戮。20岁时抱着求知欲望到北京,求学不成处境十分艰难。沈从文对这段经历和乡土有很深厚的记忆。这感情很自然地在他的散文中散发出来。学者夏自清就这样评论他:“首先,他认为人类若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动物一样的原始纯良天性不可。他觉得,一个人即使没有高度的智慧与感受能力,照样可以求得天生的快乐和不知不觉的得来的智慧。。。。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他在这方面的功力,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 。”

然而面对喧哗都市的生活,沈从文无法接受都市文明的现实,而选择去寻找过去的记忆,去寻找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和张爱玲不一样,他对现代城市文明存有一种强烈的抗拒和危机感,他希望重新唤起乡土文化的生命力,以之压制现代都市的弊病。沈从文和张爱玲一样,是写实高手。在《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集中,沈从文艺术地再现乡村下层人民的和谐、纯洁与古朴的风习,并融入自己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他不只叙事抒清,也写景、写民俗、写文化,处处体现作者对乡民的情怀。例如他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描述了沅水流域的水手与妓女之间的恋情,在他笔下,这两位同是社会底层“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的关系竟然是那么温馨甜蜜!所以在作者看来,美在一切之中,与自然相契合不违人性的生命是美的。所以他在散文中歌颂他在乡土间发现的人性美、自然美、健康美。

张爱玲也有一段坎坷的成长道路。虽然父亲张延重是清廷大名鼎鼎李鸿章的外孙,母亲黄逸梵是清末首任长江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骨子了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她的成长并不快乐。她的童年和少女时期是在父母的争吵以至离异,家暴和继母的虐待中度过的。不幸的家庭,形成了张爱玲内向、孤独、敏感的个性以及让她看到“人皆自私”和“人间无爱”的一面。当她逃离家庭后,以“卖文”维持生计。做为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撰稿人,生活的踏实和缺乏保障是可想而知的。成年后,她的初恋在胡兰成那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张爱玲再一次体味到了爱的缺失。上述种种经历,不可避免地对张爱玲的人生观产生极大影响。这让她感到悲观与虚无,觉得一切都不可靠。然而,张爱玲有很坚强的性格,这性格给予她力量让她继续往前走。她不屈服于自己的不幸的遭遇,却尽量以自己丰富的艺术修养去享受人生,以自己广博的学识去发现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乐趣。因此她能快乐地生活在进物质生活和及时行乐的世俗世界中。你看,她就是这样享受人生:“我懂得怎样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天才梦》)。又比如在《烬余录》中,当香港陷落后她仍有闲情去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步行十来里吃一盘昂贵的冰淇淋,以满足“口福之乐”。所以她在《诗与胡说》一文说:“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位能苦中作乐,活得潇洒、活得痛快的奇女子。

夏志清就这样评论她:“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

(三)张爱玲和沈从文的散文比较

相对与沈从文的散文,张爱玲的散文找不到一点刻意追求完美的痕迹,就如她自己表白的:“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是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自己的文章》)。如果说沈从文散文的“真”是出自他对美的发掘,那张爱玲散文的“真”,却是出自她对人性缺陷的直言。让我们看一看《流言》散文集中一些例子: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有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童言无忌》)。不像一般知识份子对金钱摆出的清高态度,张爱玲反而在通篇文章中直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个拜金主义者。”

“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病)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欢欣鼓舞。。。”(《烬余录》;“我比小报还要全无心肝,譬如上次,听见说顾明道死了,我非常高兴,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的小说写得不好。。。”(《诗与胡说》)。你看,张爱玲写的自己和看护还有人性吗?简直是麻木不仁、畜生不如!

“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更衣记》);“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打人》)。这话讲得入骨,有多少“正人君子”有这般坦白讲话的勇气?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私语》)。张爱玲又俗、又直、又真的个性尽露无疑。

显而易见的,张爱玲所写的大多是些俗人俗事、俗物俗趣,如在《公寓生活记趣》、《姑姑语录》、《童言无忌》、《道路以目》等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世俗人生有着怎样的亲近和热爱。他从柴米油盐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不厌其烦地描述着那些俗得不能再俗的市井凡人及家常细事。她以自己的慧眼,透过生活的表层深入生活的内里,道出了人所不能言之言、人所不敢言之言。在现代作家中,能像张爱玲讲话这样犀利、打俗、传奇,的确不多见。难怪贾平凹要这样评说张爱玲的散文:“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只会说是非的女孤子。”

张爰玲散文的直率、言语的犀利,并在多处不断展示她毫不掩饰对世俗物质享乐的追求和喜爱。童年的她就这样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要可以吃棕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童言无忌》)。对功名的渴望,她更痛快的承认:“出名要早呀!来得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再版序》)。不但如此,她对都市嘈杂的情景似乎和一般人也有不同的感受。最有趣的是她在《公寓生活记趣》所描余叙的一段:“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响才睡得着觉的。”她说:“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再吵些我也能忍受”(《谈音乐》)。在《道路以目》里,她总是以“读卷万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心态,亨受街景间对她而言永远生动、活泼的众生相与橱窗摆布。

张爱玲没有智知份子那种刻意遮俗的作风,也没有前辈鲁迅那种“横眉”的忧愤,更没有“激进份子”喊口号式的社会改造意愿。我在想,当张爱玲在写她自己是个“麻木不仁”的看护时(《烬佘录》),和在讲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时(《童言无忌》)等等,现实中的张爱玲并不是这样的。相反的,我们从她的字体行间,可以领悟到她是一个不是把钱看得很重的无情无义之人。至少当她和胡兰成决绝时,还把自己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所得的三十万元送给他作为逃亡费 。至于在兵荒马乱的港战中,写人性“麻木不仁”的那一幕,我认为那是作者为了加强暴露人性弱点在硝烟弥漫中的真实感而刻意刻画的。

沈从文喜欢强调自己的农村背影,他自认“是个乡下人”。根据夏志清的看法,沈从文这样的说法,“无非是要读者注意以下他心智活动中一个永不枯朽的泉源。这就是他从小在内地就与之为伍的农夫、士兵、船夫和小生意人。他对这些身价卑微的人,一直忠心不贰。”

张爱玲也不在乎被称为“小市民”,她“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道自己”(《童年无忌》)。就因为有个“小市民”的身份,她能滔滔不尽的述说小市民的生活:《到底是上海人》中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的好人、坏人;《公寓生活记趣》中那个开电梯的人物;《道路以目》中“可怜,也可爱”,“幸灾乐祸,无聊的路边的人”等等。

张爱玲喜欢热闹,无法忍受近乎完美的境界,“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凡哑林的攻势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落,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谈音乐》)。沈从文却是秉性醇厚,从容自在地抒写湘西人与物的复杂人生中的哀乐。张爱玲对过去没有眷恋,也不对将来作非分的期望。一切只有现实,只能抓住现实。所以她不去碰社会大主题。沈从文也不对社会大事件做文章,但对过去的记忆却始终无法忘怀,他在抒写乡土的同时,也总不忘加进些“往日的旧梦”。

张爱玲散文中真执的情感所体现的“真”,和沈从文对美的发掘的“真”,成了完美的对应。或许是这原因,他倆最初在文坛上都没有得到“好”的政治对待。沈从文被责备“不写阶级斗争”,郭沫若甚至在一篇《斥反动文艺》中直指他“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以致他受到政治无情的围攻。相比之下,身在沦陷区的张爱玲是比较幸运。虽说在滚滚寒流之中,受到日本侵略者及其指挥下的军警宪特的双重压力,她并没有受到像郭沫若那样给予的恶毒标签和政治打击。她谨慎地维护住自己的“不言”权,也从不替日伪政权歌功颂德。对一个安稳世界的向往,间接表达了她对侵略战争和其残暴破坏人性和文明的不满。

(四)张爱玲散文的内涵

其实沦陷区的经验和在港战争的经历,使到张爱玲对安稳的生活有着深深的期待,并在逆境中看到和谐的力量。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就这样说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杨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她又说:“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的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侣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这底子。”

张爱玲毕竟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现实主义者”,她对所闻所见的人与物从不会穷追猛打地去追究其复杂的社会原因,而总是轻描淡写地认为“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蚤子”(《谈音乐》),生命中一切都是苍凉的。所以张爱玲总是一身的“俗骨”(她的姑姑这样讲她――《我看苏青》)和一种“出世”的眼光关照这个世界,与合者同乐,不合者不争。

张爱玲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以具体可感的“入世”态度玩味人生;另一方面又抱着虚无的“出世”基调抒写“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生活。张爱玲无疑的是独一无二的作家,她以一种无人拥有的生命沉淀与传奇,冷傲地站立于现代散文的原野中,为对四十年代的“五四”文学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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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耀光

1956年生于新加坡。机械工程系与国际商务系MBA毕业。过去20年就业于ITW美国集团,主管远东地区的业务。1998年及1999年分别考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及新加坡摄艺研究会博学会士。是亚洲影艺联盟荣誉会员,世界华人摄影家学会会员。目前以摄影和财经技术分析为主要活动,同时进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位课程。摄影除旅游风光作品外以人像为主要创作题材。 网站:www.ykye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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