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批评那些手握垄断资源又无视民意的人，一方面，他们在理屈词穷时“言必称国际”，要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当民众因为某种正当理由要求他们“与国际接轨”时，这些人又会以国情何其特殊等原由义正辞严加以拒绝。这样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究竟接的是“第几国际”。

相关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当国际油价上涨时，国内油价紧跟着井喷，不耽误须臾；待到国际油价跌到谷底，国内油价仍旧日日坚挺，在高山上站岗，赚一天是一天。同样，若是与国际接轨，手机早该单向收费，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人还要拿着手机“进出厕所，交两次钱”。

还可援引的例子有，为有效防止政治腐败，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在努力促其在中国早日确立。2009年的两会，这一制度设立与否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对此，官方也不乏口头上的积极回应。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安建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此前，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也表示，中纪委正在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的参考。

尽管如此，同期而至的另一些负面信息还是让人看到了一些傲慢的阻力，难以乐观。几天前，《财经》网登了一篇记者手记。两会期间，当记者询问某省一位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以及“是否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时，谁知道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位高官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此真可谓“史上最牛的反问”。如记者所感慨，“降低了要求，把自己等同于普通老百姓”是一些贪官落马后反省自己的常用惯语。看来在财产公示上，部分官员又把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了。众所周知，设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本是一个国家走向政治文明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让社会和监察部门对从政者的“政治性收入”一目了然，核查有据，许多国家早已设立了这一制度。而且，这一切本应成为官员获得权力与政治信用时需要交付的成本，与社会财产数目并无干系，更不存在只有先公示老百姓财产方能公示官员财产之逻辑。

在水性杨花、三心二意的“与国际接轨”之后，“与百姓接轨”终于横空出世，从此对外对内，双轨合璧，所向无敌。当说，上述反问及其夹带的傲慢或多或少解释了为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余年来在中国何以一无所成，不是政府不能，而是有人不愿。面对这样的诘问，老百姓或是既喜又愁了。喜的是，一不小心自己倒成了有些官员拒绝财产申报制度的“保护伞”，“学习百姓好榜样”，倍儿有面子。愁的是，若非自己不肯公示财产，官员财产公示哪会拖到今天？都怪你们不积极，把官员们给带坏了。

可以想见，为了建立一个吏治清明的社会，倘使老百姓公示财产能立即换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实施，恐怕许多人都愿意放弃这种私权利。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一如意算盘恐怕也要落空了。毕竟，那些要求一视同仁公示百姓财产者，并非真想知道百姓有多少财产，而是虚晃一枪，好撑着这把“保护伞”滞交自家的账簿。

财产公示要“与百姓接轨”，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逻辑上的荒谬，更有公开的蛮不讲理。值得追问的是，就算公众承认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先富起来，不主张让官员与老百姓接轨贫穷、接轨读不起书与看不起病，但就公务员拥有的特权来说，是不是该放下来与老百姓接接轨了。比如，和老百姓接轨同一体系的社保，在同一时候涨工资，不再消耗几乎占中国财政收入1/3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和公费旅游)？

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型的人，是该好好研究一下中国的“接轨政治学”了。综上，当下中国有两个接轨的学问：一个是与国际接轨，另一个是与百姓接轨。它们的共同点莫过于，有权者有利时就接轨，无利时就脱轨。归根到底，这都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在明目张胆地越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