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2003年9月3日15:31

    在２００３年的北京，我们加入庆祝爱默生２００岁生日的目的是，将１８３７年新英格兰的情绪平移到今天的中国，我们渴望“中国精神”的觉醒，我们希望这种历史坐标能为我们提供更清晰的前景

    １８３７年８月３１日，正如夏季波士顿的大多数日子一样，天气晴朗。爱默生站在哈佛一间木结构教堂的讲台上发表着又一次演说，他面对的听众是全美的荣誉大学毕业生以及包括最高法院院长在内的来自麻省的头面人物。 
    爱默生喜欢演说，面对人群令他兴奋不已，他说他感觉到一种更伟大的情感召唤，他的主要声誉与成就建立于此。不过，没有任何记载表明，１８３７年８月３１日的这场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有什么过人之处。一位参加过多次类似活动的听众后来称爱默生的演讲是“模糊的、梦一般的和难以理解的，就像斯维登堡、卡莱尔和柯勒律治的混合风格”，它持续了一小时零一刻钟。如果你有幸坐在台下，你还会发现演讲者的姿态与仪表并不吸引人。大约２０年后，霍桑的儿子朱利安记忆这位他父亲的好朋友时说，他“身材难看，肩膀又窄又斜，手脚很大，而且额头突出，使他的神情面貌像鹰”。
    这也是爱默生的一个艰难时刻，好运气似乎已在１８３６年挥霍殆尽。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论自然》，建立起一个可以进行智力练习的社团——它后来被称作“超验主义俱乐部”，他还有了第一个儿子……但当１８３７年到来时，爱默生发现自己在席卷美国的经济恐慌中未能幸免，他的哥哥威廉使他陷入了终其后半生都未能摆脱的经济困顿。在《美国学者》演讲之前的两个月，在一所新开张的学校里他攻击说，一场商业革命击碎了整个社会结构，而在５月份他渡过３４岁生日时，经济压力使他陷入了巨大的沮丧，在日记里他过分情绪化地写道：“世界已经失败”。
    但历史不会记忆这些细枝末节，１８３７年８月３１日这一天将进入美国历史上最具标志意义时刻的行列。“美洲大陆的懒散智力，将要睁开它惺松的眼睑……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它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洋溢在《美国学者》中的激情与信心，后来被普遍视作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那场并不出色的演讲，被神话成美国精神觉醒的标志。尽管后来不断有学者考证，早在１８３７之前十几年，很多在哈佛的演讲者，都已做出类似的告诫与预言，但只有爱默生并不清晰的谈话被流传下来。
    这种历史的偶然性，也巧妙地印证了爱默生对于伟大人物的观点。在其另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代表人物》中，尽管爱默生像他所崇拜的托马斯·卡莱尔一样，将人类的历史视作一部伟人的历史，却拒绝将伟人过分神秘化。伟人能够脱颖而出，不是因其与常人迥异，而是因为他们突出而全面地表现了普通人的品质，所以拿破仑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他是普通人的偶像，因为他具有普通人的品质和能力，只是其程度不可企及。 
    生命几乎横贯１９世纪（１８０３年－１８８３年）的爱默生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在他出生那年，美国刚刚２７岁，它喧闹却混沌，一些人意识到它代表着某种新力量的崛起，却无人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来，它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缺乏统一的政体，更没有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在他去世时，美国不但因为南北战争而更加统一，它的个性也逐渐鲜明起来，除去物质力量引人注目，它的文化也正在竭力走出欧洲的阴影。爱默生的精神活动支配了整个１９世纪美国的精神气质。在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上，这位老先生面目清峻、眼窝深陷、双唇紧闭，他的气质有点像林肯，据说他们的举止都有一些笨拙劲。《辛辛那提时报》在１８５７年曾这样描述：“他举止并不优雅，却具有某种只靠优雅和涵养不能传达的分量。”他们都拥有一种与公众相似的平常气质。 
    即使在２００３年他诞辰２００周年时，文学批评家们发现，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仍是爱默生式的。你在布什政府对欧洲的态度中，会发现１８３７年式的独立意识，美国人不但从欧洲的阴影中走出，还把阴影反加给后者。用以解释伊拉克战争与全球反恐战争的，除去帝国扩张的理论，更是爱默生所说的“自助”精神的延伸，布什与他广阔的支持者们，在潜意识中默念了爱默生１５０年前所写的：“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对你合适的东西对一切人都适用……”正如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尔在新近出版的《爱默生传》所说，爱默生与他的学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世俗宗教。
    但有趣的是，爱默生一生都对统一的思想体系保持距离，他过分多重的身份使他难以归类。你可以称他是一位诗人，但他的诗歌成就却很难进入他钟情的柯勒律治行列；他是超验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但在几乎由欧洲人写就的哲学史著作中，这种肤浅的哲学甚至占不上一个自然段；他还是一位宗教学家，一位杂志创办人（《日冕》、《大西洋月刊》），一名历史学家……当然他最富成就的仍是随笔作家和演讲者的角色。前者使他足以进入蒙田创造的伟大传统，而在后一种类别，除去少数几位伯里克利、西塞罗与丘吉尔这样的政治天才，爱默生可以被称之为最不朽的演讲者，事实上，他将所有作品都写成了演说词…… 
    是什么品质使爱默生在度过２００岁生日时，仍如此卓尔不凡与令人着迷。他毫无障碍地使一个生活在２００３年的北京的中国青年感受到流淌在１８３７年８月新英格兰空气中的充沛激情，他唤醒的不仅是沉睡的美国精神，也同样唤醒了一个中国青年尚未完全开化的意识。年轻人分享着１５０年前一位阿尔比美国青年的同样感受，后者在１８５２年进入一家书店、打开《代表人物》后，便感到“义愤填膺，不忍卒读”，“短短的几页竟蕴藏着一场彻底的革命。我已不再是踏进书店那一刻的我了。” 
    “他似乎只写警句”，一位朋友这样评价爱默生。他所有文字所透出的气质难以形容：既充满专制式的不容质疑，又具有开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更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某种神秘主义……总之，对于一位涉猎不深的年轻读者来说，一个人能在一篇文章中塞入那么多警句实在了不起——天哪，每一句都应该画上红线，都值得将来引用和抄袭。 
    那些值得在清晨被诵读的句子为什么总是能够振奋人心，岁月不是为它蒙上灰尘，而是映衬得它熠熠闪光，而且这种光芒毫无区域的概念。事实上，当爱默生在１８３７年８月３１日的那个或许明朗的日子里，试图赋予美国智力生活以独立性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全球化知识分子。他每天阅读歌德、普鲁塔克、蒙田、莎士比亚和华滋华斯，他奉劝每一位读者：不做自己，而做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不做一个灵魂，而做一名基督徒；不做一名博物学家，而做一名笛卡尔主义者；不做诗人，而做一名莎士比亚崇拜者…… 
    这看似矛盾的观点，蕴涵了爱默生简单而一致的思维方式，即如何在伟大的传统与个人独特创造性间寻找平衡，他相信每颗心灵都足以包容整个世界与所有伟大传统，每一个人在发现与唤醒自己的内心时，就会发现世界的全部真相——典型的爱默生式的表达就是，“顺从内心的召唤，你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天才”。对，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位泛心灵主义者的主张，但它却比任何理论都更富有成效地激发我们内心的冲动，它如此符合一个刚刚崛起的民主社会中普通人的内心，它也同样对精英主义者构成致命的吸引力。
    当文章进行到约２８００字时，我逐渐感到开始接近爱默生，因为我终于开始放弃对于这个典型的新英格兰人生平与时代的理解与描述，我仍梳理不清爱默生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关联，对个人而言，爱默生的两种角色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他是个绝佳的阅读者，就像博尔赫斯对自己的形容，他更愿意扮演愉快而够格的阅读者，而非写作者。小罗伯特·Ｄ·理查森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爱默生：充满激情的思想家》一书中说，爱默生不是一个系统的读者，但他是浏览和做综合笔记的天才，他是矿工们所说的高速鉴别机，通过对书籍资料广泛的挖掘，筛选最精华的部分。这多少像是一种体力活，并辅助以熟练工种的技术需要，这种拒绝体系的方式，也使爱默生成为一位反教条主义者。这种阅读方式，注定了爱默生是随笔作家，与蒙田一样，他将随笔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文体，里面充斥着从宇宙学、植物学再到商业的使命等等杂乱的命题。任何伟大人物都应该成为某种程度上的Ｇｏｏｇｌｅ，你可以查阅到你想获得的东西，它们或许彼此矛盾，却都通向一个长远的方向，足以供后来者继续勘探很久。 
    其次，他足够勇敢，他将自己所思考的一切，不管多么粗糙，都表露出来。他像记者一样观察，像牧师一样写作，他赋予了那些或许简单的思想一种高贵的情怀。更重要的是，他不知疲倦地宣讲他所理解的一切，在他的后半生中，演讲是他最重要的活动。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仅将思想传达给更多的读者，还帮助形成了美国的知识分子俱乐部。除去超验主义者们，霍桑、梭罗与麦尔维尔是他的好朋友，而沃尔特·惠特曼则更加热情：“我的思想犹如咝咝作响的热水，而爱默生终于使它们沸腾。”令人惊奇的是爱默生的感觉力，他不喜欢抽象事物，更为确切地说，在他人眼中抽象的理念，在爱默生的头脑中再具体不过了，正如他能将宗教情怀与对自然的热衷神奇地结合在一起。在爱默生那些常常并不严谨的文章中，一个理念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相互拥抱或厮杀，我听过的对此最为动人的评论是：“切开这些词，它们会出血。”
    支持这一切的是，爱默生对于生命的热情，尽管他一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他的四个兄弟姐妹与他的第一个儿子都死于肺结核，他还因为理想过分庞大，而时常陷入沮丧之中。但他的热情顽强地使他活到８０岁，在那个年代，这或许比写出一本伟大的书还了不起。他像一个罗马人一样珍视荣誉，因为他相信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使自己变得更优秀”，他随口说出那些让每一个青年都再次振奋的话：“奋发向上吧，悲伤的年轻人，要让自己发光”。 
    我已经完全偏离最初想表达的意思。在２００３年的北京我们加入庆祝爱默生２００岁生日的目的是，将１８３７年新英格兰的情绪平移到今天的中国，我们渴望“中国精神”的觉醒，我们希望这种历史坐标能为我们提供更清晰的前景，也可能有人能够充当爱默生式的作用，但这种社会意义，迅速让位于爱默生内在的吸引力。与１９世纪其他思想家不同，他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在宇宙，他将一切社会使命都让位于个人思想与情感世界的拓展。是啊，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个人”更为崇高的使命呢？ 
    纪念爱默生最好的方式，是否就是成为一名爱默生主义者？爱默生或许会同意这种方式，“因为追随伟人是天经地义的”，但更令他警惕的是，人们误解了伟人，将他们变成一种新的教条，从而妨碍了自己的思想。“而真正的天才”，他在１５０年前写道：“不会使人贫困，而会使人解放，并增加新的感受。”
    最后，我仍不无多余地引用了爱默生的另一句话作为结尾，这是我整个青春期读到的最为震撼的警句，它的再次被引用确保这篇过分冗长的文章不至于全无是处：“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了一点：当西塞罗、洛克、培根写作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