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之道可称大智慧。其核心，就是韬光养晦、深知急流勇退的道理。梁启超先生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精辟。

    1864年（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面临一生的重大选择。其时，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旗下，拥兵三十万，已占中国半壁江山。这支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培育的。湘军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担纲。“兵为将有”，乃湘军一大特色。所谓的湘军，其实就是曾国藩的“子弟兵”。此时的曾国藩已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已成为满清以来汉族官僚持权最大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足以“功高震主”了。

曾国藩的部属幕僚，如曾国荃、彭玉麟、赵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学”的学者王闿运等，均竭力劝进。有的说，“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有的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人更直接，直截了当地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当然是有原因的。早在咸丰帝临死之时，其有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是，慈禧太后管束下的年幼的同治帝，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候”。而且，同治帝还下诏，要求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催命一般要求从速复命。这无异于过河折桥。因此，曾国荃、彭玉麟等人便秘密活动，力劝曾国藩不如反了，坐了天下。他们还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深夜请见，要曾国藩“速作决断”。此时的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话。他只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算是作答。

    不过，私底下，曾国藩曾与其九弟曾国荃有过对话。极有意思。曾国藩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种掉脑袋的话，也能形诸笔墨？你们糊涂啊。曾国荃似有不服，辩解说，两江总督是你，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罗炳常，江苏总督李鸿章，还有三个现任总督，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之人。大哥手里握着二十万湘军精兵，如果需要，可再遣李秀成振臂一呼，收纳十万太平军降兵不在话下。三十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成为一代帝王。大哥，舍你其谁啊！

 曾国藩怎么回答呢？他说，人共患难的时候大多是朋友，同富贵的时候往往成了敌人。左宗棠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能俯首称臣？我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的人就是左宗棠；我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我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现今，湘军已呈老态，谈不上什么精锐！再说李秀成，他不投降可以振臂一呼，从者云集，他投降了，就是一只走狗，谁还听他的？曾国藩还说，当兵吃粮，升官发财，就比如养了一群狗，你扔一块骨头，它就跟你走，别人扔一块更大的骨头，它就可能出卖你。就算是帝王之人，又有多少骨头可扔呢？ 一番话，说得曾国荃哑口无言。

    其实，曾国藩是深知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我查到同治三年五月的一则曾国藩日记。当时，南京还没有攻克。但是，时局之变化，危机之潜伏，曾国藩已感觉到了。

同治三年五月廿五：

    早饭后因身体患病，谢不见客。旋改告病摺一件，又改近日军情片，是日凡改三次。围棋一局。幕友来见者数次。巳刻，庞省三来久谈。午刻核科房批稿，写对联六付。中饭后，唐中丞来话别，渠于本日回籍省墓也，谈约一时有半。阅本日文件甚多，核批札各搞。酉刻出城送唐中丞之行，傍夕归。发报三招、五片。夜阅《古文·书牍类》，二更三点睡，倦甚。日内因户部奏把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前面一段，都是“起居注”而已。下围棋，批文件，与人谈话等等。这则日记，透出一个细节，“日内因户部奏把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这是说当时的江西总督沈葆桢在“厘金收入”中再三为难湘军，居然裁减了湘军的军响，户部居然也准了。要知道，这江西总督，可是曾国藩辖下之人啊。于是，曾国藩说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则写得明明白白。“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总之，他是要有动作了。要向朝廷“以明其志”。

    曾国藩的预感是对的。湘军克南京，朝野表面弹冠相庆，私底下，针对曾国藩的动作多起来了。“尾大不掉”的道理，慈禧当然是知道的。同治四年(1865年)春，起居注官蔡寿祺连上两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等湘系人物以及恭亲王奕。蔡寿祺历数曾国藩等人“破坏纲纪”等八条“罪状”，应该“择其极恶者立予逮问，置之于法”。慈禧太后很有心计，她不去碰曾国藩，恐生剧变，而是革去了恭亲王奕的议政王及总理衙门差使。这就叫敲山震虎。此外，朝廷之上，也有人主张严厉追究幼天王下落、及太平军将领李秀成之死。李秀成从被捕到被曾国藩处死，只有短短16天。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犯，按常规当然是要递解进京的。况且，李秀成已写下洋洋五万言供词，“心悔莫及”，有“乞降求抚之意”。曾国藩竟然还是将其杀了。其原因是简单的。曾国藩生怕李秀成进京，说出湘军在南京纵兵抢掠之劣迹。

    曾国藩是一位熟读四书五经之人。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是，真正能把握其关键者，少之又少。史书上多少权臣，都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最终身败名裂。曾国藩在家丁忧之时曾研读《道德经》，并在该书扉页上写过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他还曾经写下不少对联，以明心志。比如：“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情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等等。他也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裁？”“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因此，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此时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打仗的时间很长了，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裁汰遣散。曾国藩的意思是清楚的：本人无意拥军。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但是，他却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恶名远扬。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文正公家书·致沅弟季弟》。他还说：“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曾国藩还曾题诗一首。既为告诫兄弟，亦为自勉。此诗相当有名。抄录如下：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藩常怀“临深履薄之惧”，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1872年3月12日（同治11年二月初四），曾国藩病逝。据说，当日曾国藩“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千夫所指，竟然无疾而终。也是幸事。此前，其有遗嘱，要求其兄弟子侄“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并说“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要求兄弟们“记之行之”，“传之于子子孙孙”，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苦心，也算是“至死不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