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锐“反毛非毛”的密集攻击中，最令他称心如意的莫过于提出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指控。他满以为这颗“原子弹”一旦扔向毛泽东，就会将其炸得“粉身碎骨”。
   参加“非毛”大合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弹冠相庆，高唱这同一调子。
   文艺界的不少作者也时不时跟着咕噜。
   这个指控是“以事实为依据”，还是栽赃诬害？必须分辩清楚。
   好在历史是客观的实在，不是“任人抚摸的俾女”。李锐的这一指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它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栽赃诬害，而且是对共产党和共和国的莫大污蔑！
  一、 一个罕见的弥天大谎
    改革开以来，李锐到处攻击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致使中国“饿死几万千人”。在我收集到的有限资料之中，就达十次之以上。令人诧异的是，这一如此严重的指控竟然可以不要任何“事实依据”，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早在1980年10月25日，李锐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就不提任何事实依据，第一次一口咬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他说： “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几千万人，这是古今历史上太平盛世绝无仅有之事。”（《手记》第44页）
   与此同时，他在《四千人纵论毛泽东》又把“饿死几千万人”修正为“饿死的人何止千万”。他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等，一系列'左’倾冒险政策，使全国人民处于灾难的境地，饿死的人何止千万！”（《手记》第61页）
   过了八年，李锐大约感到这一指控查无实据，心虚得很，便在1988年8月抛出的《庐山会议的教训》一文中，就地把所谓“饿死几千万人”、“饿死何上千万人”的指控悄悄地收藏起来，代之以大跃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他说：从1960年二季度开始，“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10万，净减率为－4﹒75‰；1961 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减率为－3﹒87‰。。”（《手记》第177页）这是在我看到的文章中，李锐是唯一的一次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来谈论这一问题。正是在事实面前，他只好讲大跃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那是不是说过去所谓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就错了呢？李锐此人不会认错。
   然而，再过四年，李锐出于非毛反毛的需要，深感只讲大跃进“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太不够“力度”，《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应当抛向九霄云外。于是，重新抛出大跃进“导致饿死了大量的人。”他在1992年的《毛泽东晚年的悲剧细说》是这么说的，1993年跑到美国某大学演讲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大跃进 “造成人民必须消费品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以致许多地区浮肿病流行，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事情。”（《手记》第270、376页）

   1997年8月9日，李锐在给党的十五大《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又一次胡说三年大跃进“结果经济大倒退，饿死几千万人。”（《手记》第436页）
   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在同一篇“非毛”大作《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中的同一句话，在1992年《手记》抛出时咬定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即所谓“'大跃进 ’成了'大跃退’，而且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严重情况。”（第199－200页）到了1998年在《反“左”文集》中推出时忽而又改为大跃进“发生人口减少以千万计”，即所谓大跃进使得粮食减产，“因此发生人口减少以千万计的严重情况。”（第214页）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呀！
   这样一来，李锐是不是“改邪归正”呢？不是。对于这样一个个骨子里“非毛反毛”的人来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君不见，到了2000年5月，李锐到河南郑州演讲就把这一指控“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请看他是怎么说的呀：“当时（指大跃进－引者注）我听说过，父亲饿得把儿子杀了吃！”“全国饿死二千万人、三千万人，还有说四千万人的……就是希特勒德国了不曾发生这样的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转引自《中流》2000年第5期)
   大功告成了。“油炸好了，再加点酱油！”
   在李锐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真是罪恶滔天！它居然比全世界人民所唾弃的希特勒、纳粹党、法西斯还要坏；它居然饿得父亲杀儿子吃；全国居然饿死二千万人、三千万人，甚至于四千万人！如果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真仇大恨，如果不是阶级情感上去了，这样“生动“的话，那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说不出口的。
   然而，这是一个弥天大谎！用李锐的话说“古今中外”罕见的弥天大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
   二、 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真实
   李锐所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所以是弥天大谎，是因为它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的信口雌黄。
   首先，李锐的这一指控是一个关系三年大跃进后果的、全国、全党重大事情，应取严肃负责态度，必须以全国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作出实事求是判定。这样的数据和结论理应由国家统计局公告。任何个人都不能也不应当从主观意愿出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遗憾的是国家统计局这三年人口数据不全，“非正常死亡”情况也无定论，从而使这个问题尚难于得出精准的结论。
   但李锐的这一指控的荒唐性、疯狂性和唯心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所收集的资料中，他只有一回以《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得出结论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这倒可能近乎实际。因为当时确有非正常死亡。除此之外，李锐则从“非毛反毛”需要出发，随心所欲，无限提升。他时而说大跃进“造成人口减少以千万计”；时而又说“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时而又说“饿死了几千万”。难道“人口减少”与“非正常死亡”，乃至“饿死”可以简单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再比如，在“饿死人”的量的规定上：他有时说大跃进“导致饿死了大量的人”；有时说“饿死上千万”；有时又说“饿死了几千万”；有时还说“饿死了二千人、三千万人，有说四千万人”。能说不是信口雌黄？再比如，如此严重的全国性问题，李锐竟把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搬了出来，什么“我听说过“父亲饿得杀儿子吃，什么饿死的人“有说”饿死四千万人的，等等。真是白猫黑猫，只要“非毛反毛”，就是好猫！
   如此不顾事实真相　，叫人怎么评说？
    其次，应当看到《中国人口年鉴》所谓人口减少数据本身也存在着矛盾。李锐在《庐山会议的教训》一文中以《中国人口年鉴》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100 万”，“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得出结论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继而又把这个“大量非正常死亡”魔术般地变化为“大量饿死人”，最后再把“大量饿死人”无限夸大成“饿死三千万人、四千万人。”
   那么，《中国人口年鉴》这两个人口减少的数据又是否精准？有没有矛盾和问题？李锐奉行“有用就是真理”，当然无须问个究竟。
   然而，《中口人口年鉴》所谓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1961年人口减少348万两个数据，虽然源于《全国统计年鉴》，但恰巧两者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和问题，不是无可质疑的。
   在这里，有必要对照一下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许兴全授权所采取的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他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全国统计年鉴》1960年的全国人口为66207万人，比1959年67207万人减少1000万。1961年为65859万人，比1960年减少348万人。但这两年全国人口总数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矛盾。依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1960年全国人口变为66900万人，比1959年只减少307万人， 1961年全国人口66457万人，比1960年增加250万人。”因之，他得出结论：“笔者对《全国统计年鉴》和许多著作、文章中所说的1960年比 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人和1961年啊1960年又减少348万人表示怀疑。”（第126页）
   许兴全同志依据《全国统计年鉴》公示的1959年全国人口基数和“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出来的数据应当是可信的。这样一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的变动，就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减少307万人，1961年比1960年不是减少348万人，而是增加250万人。这两个《年鉴》也难免于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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