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和張震嶽在去年中後期組成了一隊名叫「縱貫線」的超級流行樂隊，即時的反應是頗驚訝的。這四個人都是獨當一面的流行歌手，而且以往對華語流行樂壇的影響力都是非常大的，現在走在一起結合成一個「小樂團」，那號召力真是無法估計和想像。

　　在網上，看到一些網友以「三老一少」來形容這「縱貫線」裡的四位歌手。以筆者個人的觀感，「三老」之中，羅大佑的影響力是最廣最深遠的，在歌曲的創作上亦矚目得多，相比起來，李宗盛和周華健的作品就單純得多，只是在情歌的王國裡爭妍鬥麗。

　　回想1990年代初，台灣著名樂評人翁嘉銘有一本樂評文集，書名喚作《從羅大佑到崔健──當代流行音樂的軌跡》，跟崔健相提並論的，不是李宗盛、周華健，而是羅大佑。由此可見，論份量，論到對台灣流行音樂的影響力，羅大佑的代表性是別的歌手所不能取代的。

　　翁嘉銘在那本書裡指出：「『老羅大佑』的歌對社會生活，現實變遷及自我情感的反省、諷喻，敏感而且深遠，《現象七十二變》、《未來的主人翁》、《盲聾》、《之乎者也》等等歌曲，今天唱來仍然針砭著目前的社會實況，同樣引人共鳴、慨嘆。如果我們還是要一個『抗議歌手』的羅大佑，那麼這樣的『羅大佑』，已經在《超級市民》譜寫過後，結束了。」

　　翁嘉銘寫的已經頗客氣。約在1990年四月，筆者曾在台灣報章上看到一篇吳豪人寫的《流行音樂批判：羅大佑的黃昏》，那批評尖刻得多了：「在他到香港淘金的時候，台灣社會正以一種極為強大而執拗的力量，以一種他無法想像的勇敢，向盤踞人民頭頂四十年的威權挑戰著，早就把以『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這種淺薄之論起家的羅大佑式的叛逆遠遠拋在後頭了……而他還誤以為，那頂『台灣Bob Dylan』的冠冕仍在等候著他呢。」

　　羅大佑在香港的那幾年，是否如吳豪人所說的「淘金」，這裡不想分辨，也許當年最初在香港寫的作品《海上花》，用的竟是中國的五聲音階，讓許多羅大佑粉絲失望，認為羅變得商業化了，幹的已是「淘金」的活兒。問題是，為甚麼用中國五聲音階寫歌就是「商業化」的表現呢？筆者倒覺得以中國五聲音階寫出蠻有新意並且富有現代氣息的曲調，是極艱難的事情。

　　記得八十年代後期，筆者曾替羅大佑做過一個訪問。當時就有問他為何要選香港作為「基地」，他的答案是「對我的創作很能刺激。」並解釋謂：「在香港，更能認清楚中國人在當代所處的位置。在台灣、在紐約，無疑都是我住過很長的日子，只是，總覺得這兩地看中國人，視點都是較遠的。香港確有他不可取代之處，她距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很近，又是中西經濟文化政治的交匯中心。」那次訪問，羅也有說到在台灣，他常被期待成抗議歌手，令他很不自在。

　　流行歌手往往會被自己的成名作定型，就像永久的被綑在一條樁子上，挪移半步都不行。但生命是活的，充滿變化的，流行音樂人的創作也沒理由永遠走在同一種模式和路向上，總會念茲在茲的想試一點自己未試過的寫法做法。

　　就如在香港的那幾年，羅大佑是執意要寫和唱一些粵語歌，那時，他對筆者解釋：「中國的語言，除了國語，最重要的就是粵語了，在各地華人社會中，很多都是以粵語為主要語言的。再者，粵語其實是一種很古老的語言，許多詞彙溯源都可以很古。所以用粵語來創作，肯定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結果，到最後，像《皇后大道東》等粵語歌曲，他放棄親自填上粵語詞，只是唱。

　　當然，他在香港時期所創作的《皇后大道東》、《首都》等，如果比起早年的那批《現象七十二變》、《未來的主人翁》或《之乎者也》等歌曲，則其對現實社會的針砭力度已變得貧弱，有點不痛不癢。但這種區別似乎又因為是香港和台灣的分別，從許冠傑時代開始，香港流行歌曲如果想寫實，就總是流於帶出現象而不願痛加批判，八十年代的達明一派的個別作品算是異數。而從台灣移居過來的羅大佑，像是入鄉隨俗的，寫實歌就只停留在寫實的層面，深刻鞭撻的並不多。事實上，Ｋ友看來會更喜歡他創作的另一首五聲音階歌曲，梅艷芳主唱的《似是故人來》！嗯，五聲音階到底等不等於「商業」？

　　縱管如此，但羅大佑仍深深影響了香港的一代音樂人。比如筆者還存有一篇文章，那是1985年3月的時候，填詞人劉卓輝（名作有Beyond的《大地》）在《唱片騎師週報》上談羅大佑的「演唱會實況精華」唱片，他在文首和文末寫道：「沒有羅大佑，可能我們還在沾沾自喜香港樂壇的領導地位，不屑去聽台灣的音樂……我家中的鬼仔多次在我聽得如痴如醉時便說：『有甚麼好聽呢？還不是一個普通的搖擺歌手吧！』我終於忍無可忍說：『你知道他是唱中文嗎？你知道他在唱甚麼嗎？』我們對中文搖擺的熱切祈求是他們永遠沒法明白的。」

　　相信，當時受羅大佑影響的香港音樂人，絕不僅劉卓輝。而到九十年代初，羅大佑在香港推出《皇后大道東》的時候，人們的反應是非常熱烈的，主要原因是其時香港人餓寫實諷刺歌已餓了很久，而羅大佑這首《皇后大道東》，以當時熱門的九七問題為描寫焦點，雖然諷刺得不算深刻，卻勝在引起廣泛的共鳴。記得當時商台便急急的跟羅大佑合作，來一場「搞搞新意思」音樂會。筆者覺得，這《皇后大道東》時期，羅大佑是身體力行的「告訴」香港音樂人，文化與商業是可以這樣結合的。只是，香港樂壇卻像是執迷不悟，沒有領情，一心炮製四大天王。回想起來，仍很懷念羅大佑在香港的時期，別的且不說，單看香港的填詞高手林夕，要是沒有羅大佑提供機會，相信他亦沒有甚麼機會能撰寫像《皇后大道東》這種非常寫實的題材。

　　現在，羅大佑的音樂路向又有新的異動，加入了「縱貫線」，對此，我們似乎不會有甚麼期待。而只是覺得，《皇后大道東》時代的羅大佑已距離很遠，而《超級市民》時代的羅大佑，就更是沒入了地平線之下。更「老」的「羅大佑」，感覺上似乎只想陶醉在音樂裡，玩玩就好。是耶？非耶？

　　按：本文發表於2009年3月7日出版的第二一零四期《明報周刊》之附屬刊物M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