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前的法官会向皇帝谏言什么呢？
吴祚来

批评性的言论免责与废止酷刑、反对行刑逼供问题，是汉代大法官路温舒最为关注的大问题，也是他向新任皇帝谏言希望得以改变的二大社会现状痼疾。

汉代第十位皇帝是刘询（公元前73-前48年），他是汉武帝的曾孙，出身寒微，所以对低层百姓生活与社会现状有着很好的了解，而当时任朝廷司法官（廷尉）的，却也是出身低贱的巨鹿（今河北）人路温舒，传说中的路温舒父亲只是一个地方官差，儿时放羊，采撷菖叶习字，举孝廉而入宫廷（当时还没有科举考试，只能凭孝道而进入中央政府任职），这位新皇帝刚一登基入位，司法官就上书皇帝，就他最为关切的二大社会热点问题议政，期望现实得到根本改变。他的谏言就是名垂青史的《尚德缓刑书》。

这篇谏言开篇就大谈“多难兴邦”：

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由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

这位司法官历数历史中发生的各种人为祸乱，造成各个朝代时期的灾难，但国难亦可转化为机遇，平定灾难则成就圣人伟业，“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只有究时祸变背后的历史原因，删除违反人性的繁章缛文，改变前代皇帝留下的失策之举，除民众疾苦，才是顺乎“天意”。在这里，国家的最高精神意志不是当朝皇帝的思想或先帝的旨意，而是“天意”，天意与民间社会、民意民情是相关联的。

温路舒告诉宣帝，“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王(9)，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汉袭秦制，但在宽松法刑、广开言路方面，文帝之时“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却深得民心，“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无为而治的文帝时代，不仅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到腐烂而不可食，监狱也空设，鲜见犯奸作科之人。这就是道德的力量与政策的得当形成的盛世之景。而汉武之后，刑法日酷，说真话被视为诽谤，批评当政过失被视之为妖言，这样就造成了说真话的人们胸中郁结，而说假话阿谀得势，路温舒分析说，这正是造成秦亡的重要原因。

汉朝的司法官对人的生命权的认识，还有他提及的《尚书》对法律精神的追求，都与现代人的认识完全一致，“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因为人被冤杀了不能复生，所以应该遵循尚书上所说的，与其错杀一人，不如失察宽以轻刑。这里，我们看到传统政治文明中极其人性的一面，就是生命权是高于一切的权力，因为生命对一个人是唯一的，这是人权的底线，中国人在西周及之前的时代，就发现了这条人权底线，并铭文恪守，可以说，它是当代法律文本中人权精神的最初奠基之作，并不为过。

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路温舒毕竟是业内官员，他看出了所处之世执法权力者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根本原因，执法者为什么会置于人死地而后快？并不是因为他们仇恨别人生命，而是上下级执法者互相比着看谁更“严明“，判人越重以至于死刑则会得到严格的声名，只有将人判死了，就没有任何后患了，而如果没有判人死刑，却可能会出现后患，留着活口总可能会给执法者带来麻烦。这样，每年判处死刑的人就会数以万计了。这样的执法规则，对道德精神是莫大的伤害，社会不能太平，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位司法官最后说到了行刑逼供及时后果，人在避害驱利的倾向，不愿意痛苦地死去而愿意欢乐地生活，但严刑之下，什么样的供词不能得到？所以就会将囚犯屈打成招，狱吏就用这样的口供，核定犯人罪名，如果真实的东西上奏上去，可能被驳回，所以就无所不用其极，编造罪名，陷人于牢狱，他们罗织的罪名与口供，就是最神圣的先帝听见了，也会觉得死有余辜。因为狱吏们就专干阴狠刻毒之事，残酷虐杀而没有止境，只有自己眼前利益，目无人权与国家大义。现在民间的民谣听起来也让人痛心，说“就是地上划个牢，也使人震颤畏惧，就是刻个木头说它是狱吏，你也不敢看他一眼”，所以天下的最大忧患，就在这里呀，它败坏了人间天道与公义，使无数亲人骨肉离散。

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路温舒形象地说，如果乌鸦与老鹰巢里的蛋无人破坏，凤凰就会跟着飞来，一些形象并不美好的动物如果受到伤害，那么你喜欢的美丽的动物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喜欢凤凰鸟，就得尊重乌鸦老鹰们的生存权力，要实现天下太平，就得废除因言获罪的刑律，广开天下言路，少管制宽刑罚，平反冤假错案，这样就会有真正的国泰民安、实现长治久安的和谐盛世。

这份谏言书送到了汉宣帝手中，“上善其言”，最高权力者表示赞许，并在制度建设上做了改革，下令在廷尉下面设置廷平官四名，秩六千石，专门审理冤假错案。谏言书使宣帝特别重视吏治，他意识到司法的专业性，所以多选用熟悉法令的人做官，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法律世家。同时，以刑名考核臣下，处死了一批高官。又令郡国上报狱囚被掠笞瘐者死名数；废除某些苛法，大体做到“信赏必罚”、“综核名实”。

宣帝的另一些重要措施，包括招抚流亡，假民公田，设常平仓，蠲减赋税，以此安定民生，恢复生产。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元康年间(前65─前62)，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低至每石五钱，是汉初以来最低的记录。由是可见，政治改革带来的不仅是国家太平还有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

（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