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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国学”和大学的“国学”
——中国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
刘梦溪
国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二十年代。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关乎国学的两件最大的事情,还是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和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
先说北大国学门。
北京大学国学门的影响似乎大于建树,下属各学会做的实在的事情比较多,真正具体的国学研究,反做得不尽如人意。到国学门从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数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间,审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这些数字我根据的是台湾
北大国学门的大举措是1923年创办《国学季刊》,而尤以胡适执笔撰写的《发刊宣言》影响最著。胡适在《宣言》中首先对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学研究的历史给以检讨,肯定三百年来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缺点则是:(一)研究的范围太窄;(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三)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然后提出研究古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有三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范围,二是注意系统的整理,三是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特别对如何系统整理的问题作了详尽阐释。最后以三个方向的期待作为治国学的互勉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页17)当胡适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这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他明确说,这是一篇“主张以新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国学的宣言”,是“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页205)。因此不妨说,上世纪20年代以北大国学门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应该属于新国学的范畴。
除了《国学季刊》之外,北大国学门后来还有《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的创办。《周刊》于1925年出版,因经费和稿源都存在问题,第二年即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时间,到1927年的年底,《国学门月刊》也停刊了,而且北大国学门也在这一年陷于停顿。
再说清华国学院。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的叫做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担任清华研究院主任,他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与北大国学门的不同之处,是清华国学院的设计和建制更周详细密,更便于实施。它没有请一大堆名流、教授,导师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人,人称“四大导师”。讲师一人,考古学家李济。助教三人,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助理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再加上主任吴宓。就这么几个人。同时导师和学员都必须住校,四大导师亦不能例外。王国维住西院,梁启超住北院2号,赵元任住南院1号。陈寅恪报到的时间比较晚,
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课程设置和研究范围,可以说不仅
清华国学研究院持续的时间不长,1925年成立,1929年就停办了,只有短短四年的时间。1927年王国维自杀、1929年梁任公病逝,导师后继乏人, 固然是清华国学院不得不停办的理由,但深层原因,应和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过程的学科整合及学科建设有关。北京大学国学门持续的时间也是四年,1922年至1927年,两者恐怕不完全是巧合。陈寅恪《
回观20世纪頭二十年的国学景观,对当时一些有影响的国学刊物和重要的国学出版物,不能不稍加留意。单是以“国学”两字入名的刊物就有好多种。当然1905年印行的《国粹学报》,创办者是邓实、黄节等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虽没有以“国学”名刊,“国学”二字的义涵已在其中,而且每期不乏直接探讨国学文章。梁启超设计的《国学报》,应该是最早的一个以“国学”为名而未获实施的刊物。尔后就是罗振玉创办的《国学丛刊》。罗振玉和王国维辛亥革命前均供职学部,《国学丛刊》即创办于此时,原拟每年出版六编,结果只在1911年出了两骗,便不再办下去。所以王国维写于1911年正月的那篇有名的《国学丛刊序》,反而比《国学丛刊》本身影响还大。罗亦有序,曾经王的润正。再就是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因胡适撰写宣言而名声远播,上面已经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刊物是1927年出版的《国学论丛》。此外还有地址在北京的中国大学办的《国学丛编》,上海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上海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南京东南大学和高师国学研究会的《国学丛刊》,以及厦门大学的《国学专刊》等。其实厦门大学1926年也有国学研究院之设,只不过因人事纠葛,事未成而先已停办。此一过
至于以“国学”入名的书籍,亦复不少。曹聚仁记录整理的章太炎1922年上海讲演的书名叫《国学概论》,钱穆1928年以讲义成书,也题书名为《国学概论》。我的看法,章、钱这两种《概论》,是20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综论国学的著作。其余三十年代出版的谭正壁的《国学概论讲话》、顾荩臣的《国学研究》、马赢的《国学概论》、蒋梅笙的《国学入门》、张振镛的《国学常识答问》、李冷衷的《国学常识述要》、叶北岩的《学生国学答问》、谢苇丰的《国学表解》等等,立名虽多,学术含量及影响不过聊胜于无耳,可不置论。
因此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过一阵子“国学热”(曹聚仁曾以“春雷初动”四字加以形容),于事实恐怕是相符的。不过处此“国学热”中的核心人物,还是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没有这三位大儒的鼓动,国学研究纵加力而行,也不会有“国学热”出现。如今历史的挂历已翻过九十个年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近年开始的国学“热动”,和二十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连历史转换的背景也感到雷同。1917年以《新青年》为表征所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这似乎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年代初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号召大家进研究室,很像我们的九十年代;然后就是上面说的二十年代的“国学热”,也就是我们的今天了。只不过当年历史转换的快,三种思潮轮替才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我们呢,用了二十多年。历史有时是会“重复”的,但重复不应该是“蚁蝗磨转”,原地踏步,而应该是螺旋式上升。
然则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动”,其学术水平是否已经高过二十年代?恐怕谁也不敢这样说。时下热卖的相关图籍,不还是当时的那些著作吗?大家感到最具参考价值的,仍逃不脱章太炎和钱穆的两种《国学概论》,只不过印制的更精美罢了。即使有的大学办起了国学研究院,能够和当年的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相比吗?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这三位有资格当众说点“胡话”的国学大家了。更不要说,不愿与“热”,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国维和陈寅恪,我们能读懂他们的书,已非一件易事。
历史可以重复,历史的文化创举却是不能重复的。何况北大国学门也好,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好,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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