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是可恶“大师”

程美信

首先要说，韩美林美术作品本身不具多少艺术价值，更无学术可言，可它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性文化现象。在一个没有真正大师的时代里，集体无意识地炮制“大师”， 韩美林的美术作品，充其量也不过是些小技小趣，他成为集体造神的“大师”，充分说明了中国艺术水平还处于工匠与大师、复制与创造、艺术与技术、古代与现代不加区别的混沌状态。或者说，专制政体和愚民文化是造就了“韩大师”，他代表了半封建和半愚昧的时代产儿。

众所周知，韩美林早期雕塑作品大致上是些庸俗化的政治宣传品，不入流的苏式风格，正如中国城市里常见到那种主题雕塑，全是拿来主义伪现代的风格化作品。后来，他开始大量抄袭中国古代青铜造型元素，弄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劣质装饰品。自九十年代开始，“稳定压倒一切”国家意志导致文化保守的抬头，民族主义和复古主义一时占据上风，一些体制内文化人率先迎合这一政治气候，他们的艺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文化机会主义，大打“民族牌”、“祖宗牌”，从而获得官方的支持与民间的埋单，可谓名利双手。韩美林作品的“土”是文化民族主义，其“俗”是传统民间趣味，谈不上艺术应有的独立性与创造性。

当代中国社会，寄生于体制内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十之八九是精于心术、善于占营的机会主义者，制度弊病和社会潜规则决定了这一切。如韩美林所说：“我的一万件作品，没有一件是悲观的，没有一件是叫苦的。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罪，但在艺术创作中，我就不悲观，就不叫苦，就是这么一条好汉”。这是典型的愚民主义艺术观，假如文化只是装饰美化生活，那它早就停留在工艺水平就不再发展了。相反，艺术进入一个自觉创作状态是展现人的历史创造力，也是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的伸展。换言之，中国文艺从来都不缺维旧是法的保守性、歌功颂德的奴才性、玩世不恭的愚乐性。韩美林总以一个文革受害者自居，但作为一名真正“右派”，应该对专文化制主义深有体会，而不是被打倒时是“罪该万死”，平反时是“感恩戴德”、得志时是“唯我独尊”。一言蔽之，奴才再受多少罪都是奴才，因为他们缺乏独立人格和反思能力。

韩美林还不同于吴冠中、“F4”等人，他除了文革遭遇不幸的政治本钱之外，在艺术上几乎没有老本可吃，他的作品“要艺术没艺术、要技术没技术、要思想没思想”，唯有附庸权势与愚弄民众才换得一头顶戴。象奥运吉祥物的“福娃”，本是一种群众性活动，作为真正的艺术大师，应有大师风度，象设计“福娃”的展现机会，该给一般民间群众尤其年轻人去展现才华。在“福娃”还没有诞生之前，韩美林便是申奥会徽设计组组长、会标志创作组组长、吉祥物设计组组长，后来又是奥运会吉祥物评委；旧时虽有“举贤不避亲”之说，可也没到了韩大师这般“举贤不避己”的恶劣地步。从奥运吉祥物的公开征集到最终定夺，完全一场“袁世凯选举”，对所有参加竞标者都是一场戏弄性的“骗局”。莫名其妙的是，韩美林作为奥运会吉祥物修改组组长，一跃变成了“福娃之父”，还大肆兜售故事，什么冲冷水藻找灵感、两度心脏病发作、老婆佣人集体上阵等等，好像中国能人都死光了，没有他韩美林及其一家便设计不出奥运吉祥物。可实际上，“福娃”没有任何原创性、艺术性，整个是日本卡通与民俗工艺的现成混合物，稍有美术基础的人不费一周功夫都能搞定，完全无须韩大师带病上阵和掏40万元腰包。一身顶戴的韩美林，凭着近水楼台的优势，好事都自己霸着干，还冠冕堂皇地收取一元钱的奥运吉祥物的酬金，可谁都知道要“福娃之父”的价值，随之奥运的逼近，其商业炒作也达到顶峰，更不别说树碑立传了，仅他那些既“俗”又“土”的美术字和工艺画便身价倍增。

可以说，制度缺陷和社会潜规则使韩美林等混世“大师”如鱼得水，它从侧面反映出整体社会文化与制度的落后。以强调“土”和“俗”的文化民族主义者，骨子里却极端在乎洋人的“高度评价”，什么圣地亚哥市颁发荣誉市民和曼哈顿韩美林日，谁都非常清楚：80年代初代表党国人民出使国外搞文化交流的，无不风风光光，国内报刊更是吹得天花乱坠。可是，这些代表国家的御用艺人，又有几个算是真正的艺术家？象文革后被定为“海派”的陈逸飞，他的艺术造诣要比韩美林“不知高到那里去了”，他80年代到了美国就没有韩美林幸运了，因为他没有党国做后台，只能在美国做个肖像画家。西方民主国家有时为了跟专制国家打交道，也不得不玩一玩外交“阴招”，什么“乒乓外交”和“文化交流”，象霍梅尼、萨达姆都曾是西方“统战”对象。有报道说韩美林是“美国人最崇拜的中国艺术家”，这真是匪夷所思，充其量也是在华人社团有点名气。

关于韩美林工艺字画，其审美价值是不值一提的，既没有传统艺术所需精悍功夫，也无一个当代艺术的观念意识和创新精神，完全是街头蹩脚艺人的行活。据说他一天可以画三百幅画，其产量可谓惊人，不费脑子的流水线作业，结果连起码的工艺质量都难保。以韩美林的画价和产量，他可能是中国最富有的画家，不知他纳税有没有象嘴头那么爱国？毫不客气的说，韩美林是个啃祖宗骨头过日子的艺人，他的《天书》是最好的例证，不可考的文字就是不可考文字，汇集一起也不过编纂性工作而已，不可能是什么了不得的艺术。然而，韩美林的利用体制资源和私人关系大肆宣传《天书》，中国语言文字本来就滞后不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这一切归于保守主义文化症结的审美导向，它无形中阻止中国语言工具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韩美林对“文化”、“艺术”和“文字”理解全是僵死的，以致把复制古文字工作当作一种伟大的创造，殊不知复制祖先与复制洋人的艺术，本质上都没有创造价值可言。

了解历史和整理国故本是好事，但已僵死的艺术毕竟丧失了现实意义，只能进入博物馆供人缅怀历史。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为《天书》作序说：“是艺术家的爱意使这些在历史中几乎死去的古文字符号一个个复活过来；它们，既陌生又熟悉，既神秘又亲切，既深奥又贴近，既奇特又美丽。经他挥洒，获得了美的再生”。中国文人有“唯古是美，维旧是法”的癖好不奇怪，他们的保守往往出于一己之私，如韩美林那些小技小趣的“艺术”，几乎不费神也不费力，更无政治风险和性命代价，只要紧跟形势、见风使舵、吹吹拍拍便可名利双收。中华民族的文明成就和历史前途，几乎被这些专门啃祖宗骨头而不思进取的文化人所腐蚀。

韩美林在京郊盖了个人艺术馆，堪称世界上最大的个人艺术馆。艺术馆落成之日，据说韩美林哭得不成样子，声称感谢“祖国”和“人民”，他的确要感谢半封建的制度和半愚昧的国民，不然他既成不了“艺术大师”也盖不起世界上最大的个人艺术馆。这个所谓“韩美林艺术馆”，必定是仿古工艺品的店铺，这种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还以“祖宗”和“民族”名义进行，引发价值观念和文艺思想的误导作用将要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使一般人以为艺术创作不过是一项抄袭与篡改的活动。之所以，当前中国艺术几乎成了一种对古人与洋人的“抄袭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