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是妥协的还是顽固的？

司马平邦

明明是给华润·二十四城地产项目做的一部“商业电影”，但说的又是成发集团的前尘琐事，贾樟柯把这个在中国航空工业里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军工企业的光辉全部忽略，也故意没有亮出其最炫亮的一面来真正传达世俗化的所谓商业卖点――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一门心思地想到看到歼10战机和枭龙战机的些碎影子，我也认为贾樟柯完全可以上它们露上一脸来忽悠一下中国军事爱好者们。

但贾樟柯似乎有意只让几架歼6和歼8的残破模型露了几面，所以看后《二十四城记》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虽然是中国第一部直接以军工企业为展现对象的大银幕商业纪实电影，但它的核并不烈火金刚而仍然一律哀宛绵怨，这也是只有贾樟柯才有的把握硬功夫，一如一个高明的厨子可以把一块坚硬的金刚石粉碎揉成一团变成一块软耙耙的夹心面包。

《二十四城记》的编剧除了贾樟柯还有翟永明，那位曾经轰动一时的朦胧诗女将，在电影里，留下她的痕迹的不再是鲜艳而直白的诗化语言，而是对几个5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城都的原成发集团的女人们心思的最细致体会。

若说《二十四城记》的贡献，我看也全在这几个人的故事里。

第一个讲故事的是由吕丽萍饰演的曾经的“三八红旗手”大丽。大丽的故事很简单，她来自沈阳，是第一批随着三线大转移大军来到成都的，那个年代，人身的自由完全依附于组织的需要，大丽娓娓道来着21岁的自己如何从大连登船、如何从上海转船，如何看三峡的神女峰，又如何随船晕吐，忽然，她说出了途中小憩中几岁的儿子岸上走丢的往事，又是因为当时的军工企业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就是丢了儿子也不能留下来找人的无奈。

再强大的画面和再深沉的音乐都不如大丽这段似麻木还灼痛的讲述来得打人，这就是贾樟柯的方法。

与此异曲同工的，电影里还有两处。

一处是陈建斌饰演的成发集团的一位中层干部向画面外的导演讲述自己小时候参与打群架的事，像这种回忆，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多不胜数，当观众顺着陈建斌的讲述正在想像出一场“激情”群殴的画面时，陈建斌说，那一天，本该挨揍的他因为一个非典型原因免于皮肉之苦――那一天是周总理逝世的日子，一个小流氓头头对他说：看在周总理逝世的份上，我不打你了！

这也许是现在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免责”原因，但确实道出了那段迷惘而无畏的青春中的信仰和敬畏，陈建斌只说了这么一句，贾樟柯就用它颠覆了全局。

另一处在被称为“小花”的顾敏华的讲述中，陈冲的表演与吕丽萍相比，显然与本片的整体风格略为远离，但她讲述的故事核心又表明小花的扭捏作态全是贾樟柯为观众设计的套，厂花顾敏华在1980年代早期的某一时间里把一个贴在车间公示板上的帅哥想像为一个可以和自己的美丽相匹配的团书记，并编织着朦胧的爱梦，但好梦未远，她却从领导的嘴里知道，那个大帅哥是一个飞行员，一个国家花了20多万培养的精英人才，却因为她所在的车间的某人的生产误差失事送命。

你都搞不清贾樟柯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故事，但你已经为他镜头里讲出的故事而心痛了。

文学青年气质严重的贾樟柯试图用《二十四城记》令自己逐渐晋身商业电影导演的行列，但看了电影总是让人觉出他还多少有些不适，他似乎错失了许多最有商业价值的故事元素，又不知凭什么直觉把那些本来毫无力量的小事放大，放大成另一股更无形更难以抵挡的力道。

看了《二十四城记》，我仍然还会为导演所谓的商业电影的前途担心，但同时又为他顽固地紧守着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气质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