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培云发表在《新京报》上的专栏文章。培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撰《民间是个好东西》一文，赞美陈光标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及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陈光标先生此次建议为买分上学之“潜规则”正名，许是糊涂了。——思想国@21世纪评论（www.21pinglun.com）

3月9日，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首善”陈光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名牌大学的思想应再解放一点，富人的子女要读这些名牌大学，差一点分都可以收，但要高额收费。把这些富人掏出来的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最终实现教育公平。(3月10日《重庆晨报》)

花钱买入学，人们并不陌生。许多人之所以一门心思地想去赚钱，赚更多的钱，也是因为钱能够买来很多东西，在中国甚至还可以买官、买学、买名誉。不过，这个“解放思想”的建议从“中国首善”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要以“最终实现教育公平”的口吻扶正这个金钱万能的“潜规则”，着实令我吃惊——尽管许多大学不劳烦陈光标建议，早已经堕落成精。

“如果这样，大学不必办了，把中国的大学全改成银行得了。”对于陈光标的这个建议，网上充满了反对与抗议之声。网易的相关投票结果表明，认为此举“不公平，大学不是拍卖行”的人占到了62.44%。有论者甚至忍不住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想问问陈光标家的孩子“现在上什么学？”

富家子弟可以花钱买分上名牌大学，最可怕的是背后的逻辑——花钱便可以买“合格证”，有钱便可以“富假天下”。顺着这个逻辑，不难推断，富人家的孩子以后还可以买毕业证了。理由同样可以冠冕堂皇：让学校把富孩子买毕业证的钱匀给穷孩子，免得后者因为打工耽误学业。如此一来，临毕业时，三喜临门，穷人孩子和富人孩子都可以顺利毕业，教育公平也锦上添花，更“公平”了。再接下来恐怕是，学府里能花钱买来的东西，官府里也一样可以买了。

真正的教育，首先要教会孩子如何习得公正，找到社会不公正的源头，否则，这教育一半会破产。谁都知道，现在许多人上不起学，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制度性的贫困，而非穷人天生口袋里没有钱。稍了解一点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农民之所以贫困，在于城乡分治背景下的人为隔离，在于农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在于农民没有议价权，在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在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之捉襟见肘且厚此薄彼，而公权部门无节制的“三公消费”消耗了中国每年近1/3的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若不去追问这些制度性根源，而大谈以富人出钱买孩子进名校将如何“实现教育公平”，不说别有用心，至少也是无的放矢。

同样重要的是，慈善是一回事，程序正义是另一回事，花了钱也不一定就是做善事。事实上，这种买上名校以周济穷孩子的假仁慈更附着了某种进攻性。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富家子弟买分进入名牌大学注定会挤占其他学生的入学资格。最后的结果恐怕不是穷人孩子是否上得起大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资格上大学的问题。众所周知，就名牌大学而言，地域性歧视已经挡住了一些优秀的生源，而现在，又多了一项“口袋歧视”。打开一道门，堵死另一道门，对于部分被排挤的原本可以达分的学生而言，还不是“校门八字开，有分无钱莫进来”？

古人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到如今，上大学未必能让一个人一举成名，但是穷家子弟为考大学付出何等千辛万苦却是人所共知的。凭什么富家子弟可以高人一等，以钱买分，挤占宝贵的教育资源，而且还一定要弄个“名牌”？如果这种变相的掠夺与挤占也可以算作促进教育公平，那些以赚取赎金为目的的绑匪恐怕也可以算是怀着“均富”的理想了。

是解放思想，还是自甘堕落？想来无论怎样优秀的人物也都会有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有关陈光标的这则新闻给了我某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几年前，钟南山院士因为在非典时期的杰出表现而备受人们尊敬，然而只因为丢了台笔记本电脑（很快被警察找回），钟院士便主张恢复废弃不久的收容制度，全然忘了孙志刚此前如何死于非命。相较而言，陈光标同样是位令人尊敬的慈善人物，其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更是堪称表率。而现在他的这个提议与时代精神之背道而驰，在我看来，亦无异于“钟南山主张恢复收容制度”。或许，你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时代的进步，当一个社会拾回理性，消逝了过去的“榜样年华”，无论来自官方评价还是社会评价，已经没有也不可能再有过去那种“高大全”式的理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