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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文媒体《侨报》报道,近来多位闽籍人士持政治庇护获得的绿卡返乡,回到美国时绿卡被移民局入境管理处官员没收,这些人士以30、40岁壮年居多。移民律师提醒政治庇护绿卡持有者尽量避免回国,如必须返乡,离开美国时需办回美证。
来美10多年的郑先生10日表示,数月前因思乡情切,身边又有朋友同样持政治庇护获得的绿卡返乡,顺利回到美国,因此,决定返乡看望10多年未见的妻子和儿子。未料返美入境时,被机场移民官拦下,没收其绿卡,现等待移民法庭裁决。郑先生现在忐忑不安,担心来之不易的绿卡“飞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闽籍社区人士亦表示,最近有多位闽籍人士遭遇此情况,其中以30、40岁上下的人为多。
移民律师权立宏表示,来自大陆的无证人士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很多,有的是“一胎化政策”,有的是“宗教迫害”,有的是“民运”人士。但不管以何种理由申请,美国政府都是基于申请者返国后会有危险,无法回到中国,从人道角度发给绿卡。权立宏说,如果这些人敢返回中国,就说明他们申请政庇理由不存在,既然前后矛盾,移民局自然有权收回绿卡。
权立宏说,一般来说,旅客入境时人流量大,移民官没有多加盘查,很多持政治庇护绿卡的人因而顺利回美。最近案例增加,一方面可能经济大环境不好,旅客减少,让移民官员有时间仔细检查入境者的身分。另一方面可能移民局下达了需要完成查实非法入境的指标。权立宏认为,检查对象集中于30-40岁人士,年长者不查,应是移民局出于人道因素考量。
很可笑的是,美国当局一边没收原来的“政治避难”的绿卡,一边又想方设法通过偷渡国境的违法方式,从中国大陆境内走私中国公民进入美国,让他们成为“政治难民”。
近日英国BBC报道说,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跟两个孩子辗转经过第三国终于抵达美国,成为受美国庇护的“难民”。参与协助高智晟的家人出逃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表示,耿和跟两个孩子“成功地摆脱了中国国安人员的严密监控”,在3月12日“从另一个国家安全抵达美国”。
3月13日,傅希秋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说,他们是在当地时间12日早上抵达洛杉矶机场进入美国的。他说,高智晟的家人从出逃,到在第三国等待难民安置的程序,有接近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的出逃“经历了很多困难,过程很惊险”。傅希秋特别提到,高智晟16岁的的女儿,她有一些自杀倾向;由于刚到美国,所以他们目前正在恢复当中。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在声明中说,该协会协助高智晟的家人从第三国抵达洛杉矶,并转飞他们将要在美国居住的凤凰城。该协会在网站上公布了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与两个孩子不久前在泰国拍摄的照片。傅希秋说,“他们是作为美国政府接收的难民身份进入美国的,所以他们是正式难民。”傅希秋表示,高智晟的家人抵达第三国的时候,正是美国布什政府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在美国相关政府部门,比如国务院部门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傅希秋说:“我也赶到了第三国,去跟他们家庭,以及美国使馆和相关部门做了一些协调”;“美国政府对此事也非常重视,在10天之内,也就是说没有经过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就把他们的难民安置程序完成了。”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最后一次见到丈夫是在出走前的今年1月初左右。耿和说,他们离开北京的时候无法跟高智晟详细说明,只是在1月9号离开中国时给高律师留下一张字条,说明为了孩子前途而出走的情况。
法新社报道引述耿和的话说,她与两个孩子成功躲过当局的监控,乘火车抵达中国南方,步行进入泰国。“法轮功”成员曾对她的逃亡给予了帮助。
高智晟是律师,也是维权活动人士。他在2006年底被中国司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3年,缓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智晟在2007年9月12日曾发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呼吁他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呼吁美国政界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
然而,在2001年,中国司法部曾评高智晟为中国十大著名律师之一。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跟两个孩子经过了艰难的行程,通过泰国终于顺利抵达美国。耿和说,美国的天地让她和孩子们感到放松。耿和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高智盛的打压扩展到了家属身上,她和两个孩子在北京处于“黑暗和恐怖”之下,来到美国终于结束了那种生活,“一到达(美国)我们的心情好多了,刚一到这儿,小的就问我‘妈妈我们出门吗?妈妈我能说话了吗?’我说你可以啦。因为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不敢大声说话,有人敲门我都会紧张得发抖。”因为警方会随时提出各种要求,高律师几次被抓,也在家属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
高律师的境遇也牵扯到他的家人,太太耿和平时不敢大声讲话,无法和外界联系。她说,有一次买到了一只小灵通,但是后来很快就发现不能用了,找到出售的商店,店家说,她买走手机后就有警察来把这个号码取消了。她家门外总有人监视,他们16岁的女儿格格从去年开始不能上学了,沉闷的生活让还没成年的孩子无法面对。耿和说,“格格在家情绪特别低落,她有时会对我说,妈,万一要是有一天我不在了您别担心,她是在暗示我她要自杀。”
耿和表示,来到美国她会让孩子抓紧学习英文,受好教育,她本人很高兴面临生活的挑战,要学习新技术,找到新的工作。她说她非常期盼能有工作,能和人交流,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摆脱跟踪和盯梢。
耿和感谢帮助她和孩子来美的各界人士。在这次“营救”行动中“作出关键和积极努力”的傅希秋呼吁中国当局能善待高律师,尽快就高律师今年2月4号失踪以后的情况,向国际社会作出说明。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说,自从今年2月初,高智晟被从在陕西的家中带走之后,至今没有任何音讯。
耿和到达美国,在为孩子有了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而高兴的同时,又更加怀念丈夫,担心高智晟律师虚弱的身体得不到应有的照顾。“高律师在家他的身体确实是很糟糕,按理说,我是他的妻子,应该留下继续照顾他的身体。”
笔者看到上述两则新闻,为美国的行为感到很可笑,但同时心里也感到很辛酸,为那些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非法方式,争取到达欧美发达国家并争取长期定居的同胞们(当然,外逃贪官除外)。比如高智晟的妻子耿和跟两个孩子经过了艰难的行程,其目的不是真要什么“政治迫害”,而是“为了孩子前途而出走”。笔者相信,在他们拿到美国绿卡后,照例会回到中国来;如果担心回国后绿卡被吊销,那么会加入美国国籍再回中国。
其实,这和“政治迫害”无关。因为,许多境况不如他们的,还照例留在了中国。逃跑是没有用的。笔者坚持的是,只要自己的国家不流放自己,就不会为“前途而出走”。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是靠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来争取的,别人无法施舍;如果靠施舍得到一些利益,其代价是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笔者感到美国的行为很可笑,是因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北京高唱“同舟共济”,为了向中国推销美国国债,输血美国金融危机而乱献殷勤。返国后又不得不在人权问题上敲打中国。为了敲打,甚至鼓励从中国走私人口到美国。如果这样,美国能不能给所有被关在监狱里的“言论囚犯”都予以收留?答案是否定的。难道仅因用非法手段“拯救”了高智晟的妻儿,就可以让中国的“言论囚犯”感恩戴德?!这就太轻视了中国人的智慧和骨气了。特别是美国与日本勾结,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中日有争议的钓鱼岛,笔者相信绝大多数的“言论囚犯”或潜在“言论囚犯”,都很愤怒。
笔者也同时为政府和官员们感到很辛酸。自从“韬光养晦”逐渐成为外交方针,很多时候,我政府对美国根本硬不起来,面对美国的百般凌辱,亦唾面自干。在这种夹缝中,一些言行就变得毫无立场;一面抵制“全盘西化”,一面又百般向美国献殷勤,维护美国利益。
笔者向来提倡,毫不客气地反对美国的国际霸权主义,但要潜心珍惜和学习其国内优秀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体制。
在去年底,笔者曾撰文说,今年,中国面临诸多政治敏感的纪念日;要确保“敏感年”社会稳定。不过,政府和官员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因为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跟过去相比普遍大有提高,并经过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老百姓普遍不希望破坏社会稳定。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智囊成员、原中央党校理论室主任吴江曾指出,“中国在保持国内稳定的前提下对适合于自己的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特点的民主,还没有清晰的远景规划出来,相反还不时听到一些不协调的杂音”;“当今中国已经强大到没有任何外来敌对势力可以打败,‘台独’、‘藏独’、‘东突’、邪教组织,都不足惧;唯一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只有来自内部的腐败”。因此,要确保稳定,唯一的途径是加速民主与法制的建设,高效地反对和清除腐败,而不是针对依法维权的人士,更不是钳制民众的声音。
8年前,中国司法部曾评高智晟为中国十大著名律师之一,几年后,他成为罪犯;这其中,是否有政府和官员们反省的地方?!
3月11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化高昂的代价保持对西藏的控制,但在为争取国际支持而付出的成本面前黯然失色。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使得这个成本更为昂贵,因为中国跟别国的联系越密切,国际社会对它的要求就越高。
其实,国际的评论和要求虽然要重视,但最根本的,是要重视国民的评论和要求;高昂的代价,一定要花在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民幸福安乐上。其实,美国吊销其“政治难民”的绿卡,并不是一件坏事;假设中国仍处在政治僵化专制、经济一穷二白的境地,那些已经在美国“难民”了的中国公民,会回到中国来吗?!笔者希望,政府和官员们要在这方面给予老百姓更多的希望、信心和实惠,官民团结一心,共同打造一个让全体“难民”都回到祖国、没有公民千方百计争取到欧美发达国家当下等“难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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