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令蔡铭超名声大噪。他在2月26日佳士得拍卖会上，以3000多万欧元拍得两个兽首；而一句平静的“我不能付款”，则瞬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日前，他在东方卫视《杨澜访谈录》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竞拍前后的心理历程。

蔡铭超表示，当自己的身份被公开后，“原来挺自由的生活，一下子就变得很不习惯。好像突然间有种很猥琐的感觉，挺不适应”；“现在自己做了这个事，从自己情感上感觉好像就是心里过不去。包括最近看到香港的几个大股东商、一些收藏家，还有北京的一些同行，见到他们，感觉自己好像做小偷一样”；“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很不能想象，就从你这边做出来很不能想象”。采访中，虽然杨澜多次问及他后不后悔，蔡铭超都表示自己一点都不后悔。对于网上的讨论，他觉得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的人，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他都能够理解。蔡铭超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民族英雄，他表示从行业角度，自己是做错了。

杨澜说，“那你买回来可以捐给国家啊”；蔡铭超则不直接回答，说“很多人可能这么想；但是如果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会自己去做。”言下之意，他还没有这个爱国“能力”；他承认在这个事件中“不存在什么民族英雄”，希望公众“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为了辩解自己的行为，他将“雷曼兄弟”、“麦道夫”和“金融风暴”扯进来，说骗了这么多钱，谁也不会去说你们美国人都这样子。笔者为那些当时歌颂蔡铭超的某些“爱国者”感到很气馁，他居然将自己“民族英雄”的地位直线降低到“雷曼兄弟”、“麦道夫”之流。而事实上，“雷曼兄弟”、“麦道夫”是经济问题，和爱国主义政治却没有多大关联。

关于“圆明园兽首”被演变成为“爱国壮剧”，旅美作家、原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孔捷生曾经写过介绍圆明园兽首的文章，说到“火烧圆明园”。他说，圆明园当时是关押“通州谈判”英法代表的地方，不管西夷怎样意图攫取在华利益，总归“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孰料英法使团成员被酷刑折磨得死的死、疯的疯，有的大卸八块，有的尸骨无存，《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死在牢，发臭三天才拖到荒郊喂野狗……。依照当时的《万国公法》，此举必得严惩和报复。火烧圆明园是英国人的主意，但法国公使更狠，他提出烧皇宫。英国人劝止，说圆明园是我们使者受虐待的地方，它又是皇帝私家花园，就把它平了吧。于是英方通牒有“拆毁圆明园”一款；法方通牒则提出：要归还康熙年间以来各地侵吞和夷平的天主堂，以及神职人员的坟墓、田产、房产。──由此看来，不独英法帝国主义掠夺过中华帝国，中华帝国也欠过人家的账；毕竟康乾盛世时候，来华的西方人都不是“侵略者”。圆明园付之一炬，英夷事前广贴安民告示，预告放火烧园的日期，坚称这是惩罚皇帝，和老百姓无关。大清子民果然漠不关心，更有龚半伦（龚自珍的儿子）之类的“反体制”孽子引领夷狄去放火，刁民趁火打劫也不在少数。

美国独立后，英国一直妄图夺回殖民地，同时美国也想夺取西部和英国控制的加拿大。1812年6月18日，美国对英宣战，开始第二次独立战争。此时美国对英国仍然处于绝对劣势，被英军击溃，丢失了底特律等几座城市和要塞。1814年英军调集重兵发动进攻，8月25日攻占华盛顿，焚毁了国会大厦和白宫。这等奇耻大辱，放在中国，美国人民的感情不知要被“伤害”几百年？！何况火烧的圆明园，是西洋工匠二手舶来品，几乎等同于现时中国大陆到处建造的伪名胜。兽首喷泉“水喉”，更不值几何。国内行家说，那两个水喉顶多值十几万人民币。然而，两个兽首水喉一经“爱国主义”炒作，就高达3.5亿元人民币。“中国人民的感情”，就是在这种天价的“爱国主义”忽悠中，被玩弄、被欺骗。难怪孔捷生说，蔡氏商人“喊出天价而又拒付，堪称妙到毫巅的‘爱国行为艺术’，本身就比那两件破铜烂铁值钱得多了”。

好在现在有互联网，网民中有很多了解历史事实、经济和政治常识的人，有很多具有真正爱国心却仍然保持理性与正义的人，不会随某些人的“爱国”闹剧指挥棒转。否则，蔡铭超以“爱国”名义上演的欺诈就会被一面倒地歌颂，被树立为“爱国”典型，成为某些掌权者愚民的一个可笑的道具。现在，蔡铭超自己否认是“民族英雄”，自诩“小偷”，就如同一把小刀，剥开了伪爱国主义者画皮，看到里面包裹的其实是浓血淋漓的臭腥。

华东政法大学张雪忠教授指出，在目前的中国，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些人经常以“爱国”来标榜自己，以“卖国”来指责别人。其实，由于人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衍生两种有害的变种，一，个人在道德上的缺陷，容易导致伪善型“爱国”主义；二，在理智上的缺陷则容易导致虚狂型“爱国”主义。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往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国，而是为了谋求私利。例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将有毒的食品卖给自己的同胞，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而因理智缺陷导致的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可能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人们在认可其品格的同时也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其判断，所以，虚狂型爱国主义者所犯的理智错误，对人类理性而言极为自然和常见。

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代范围极为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生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但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把国家这一抽象概念实在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人格化。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所爱对象具有人格时，这种爱往往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爱他的母亲，他就绝不会嫌弃她苍老的面容或是佝偻的身躯；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一个女人，他不会在爱她其他方面的同时嫌她眼睛太小。但国家这一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各种不同事物的指称，如果脱离了所指代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实在性，更不可能具有人格。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总体上热爱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但同时并不喜欢它某些被污染的河流；热爱它的文化但却厌恶其中的某一成分；热爱它的风土人情但却不喜欢它的政治制度或制度的某些方面。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将国家概念人格化。一个人如果将国家的概念人格化，那么即使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具体行为或付出，也容易把自己想象为比别的同胞更加爱国的人。因为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毕竟不需要自己任何真正的付出。如果要真正付出，比如要蔡氏商人付出“天价”买回兽首来作为“爱国”实际行动，他只能坦承“没有能力”。

虚狂型“爱国”主义者，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爱国”，却喜欢抢占想象中的道德高地，总是会要求别人不问是非、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指出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人、对国外的某些事物表示肯定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爱国”的。

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那些公认的爱国者必然是成熟的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愿意去发现那些不加以解决就将危害日深的问题，并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总是身怀对祖国的热爱却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是不求回报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却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同胞具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一个成熟的爱国者，最为热爱的恰恰是自己的同胞，是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蔡铭超以假竞投、拒付款等同开空头支票的方式，去“阻断流失文物的拍卖”，说“我是代表了所有中国人这样做”。被中华抢救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称之为“一个令人钦佩的中国人”，而政协发言人赵启正说，拍卖事件教育了世人，包括法国人。

现在，蔡铭超自己感觉“很猥琐”、“好像做小偷”。是的，这的确应证了赵启正的话，中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仅教育自己人民，还“教育世人”，让人们知道：中国居然以不讲诚信、欺骗和蓄意破坏举世公认的买卖程序为荣。在这一点上，蔡铭超还真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中国人”。

新闻发布会上，蔡铭超自称“我是代表了所有中国人这样做”。有人问，“谁给了他这个代表的权利？”；也有人回答，“如果要在做一个正直的人与做一个中国人之间作选择，宁可不做中国人”。问得好，也答得妙。问题是，长期以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时不刻地、在自己毫不知情的状态下，总是被人蛮横地代表了。蔡铭超自称“代表”，就由来有据。

圆明园的兽首，并非真正的国宝，而是洋人设计以媚惑当时中国帝王的玩物，既无中国工匠的巧思，也不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且只有两百年历史，还攀不上古董价值。唯一挑动中国人民族主义情怀的，是火烧圆明园这段“国耻”。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有这种“国耻”，怎样避免再出现这种国耻。用欺骗方式雪耻，是新“义和团”，去增加国耻。

而且，对中国文物的破坏，中国人比外国人超越千倍，其中包括炎帝陵、仓颉墓、舜帝陵在内。盗卖出国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大量文物在“关系人士”核淮下盗运出国，才是真正的国耻；以俄国交还中国半个黑瞎子岛交换中国承认清朝时被俄国强占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才是最大的国耻；俄罗斯击沉中国货船新星号，对此事轻轻放过更是国耻；辽阔的海疆任人侵占、吞噬，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国耻，后人将咬牙切齿地咒骂：这些卖国贼！

国家，由人民、土地、主权这三大元素组成。不顾人民的权利、坐视领土的丧失、搁置主权的完整，借近代封建帝王的几个私人玩物来大肆张扬“爱国”，偷换爱国概念，其实是比小偷还要无耻的伪爱国主义，也是不折不扣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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