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报道，达赖二哥嘉乐顿珠（现年80岁）日前发出呼吁，希望“流亡藏人”保持冷静，并继续与中央政府对话。对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业务办公室主任、资深研究员廉湘民指出，嘉乐顿珠的表态体现了其一贯与中央政府接触的立场，同时亦再次表明以达赖为首的流亡海外藏人团体内部中并非“铁板”一块。但中央政府与达赖的商谈能否继续下去并最终取得实质突破，关键依然取决于达赖是否放弃“高度自治”、“大藏区”的立场。

廉湘民说，嘉乐顿珠是达赖的二哥，也是“流亡藏人”中最坚决支持与北京建立良好关系的人士之一。1979年，嘉乐顿珠曾作为达赖的私人代表，同邓小平讨论了西藏问题，并由此开启了长达14年的双方对话。之后嘉乐顿珠亦数次回国，与中央有关部门进行接触。一些西藏“流亡组织”希望达赖对中国採取更强硬的立场，嘉乐顿珠长期以来对此持反对态度。廉湘民表示，目前虽已退居幕后的嘉乐顿珠此时公开发出希望继续商谈的呼吁，是否是达赖授意，目前不好判断，但可视作一种积极的信号。

2009年3月10日，是1959年中央政府平定西藏武装叛乱50周年；3月14日，为拉萨“3．14”骚乱爆发1周年。早前，根据达赖公开的表示和内地分析人士的看法，在上述各个节点，达赖方面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动作。但在这两个日子里，藏区平稳度过。这说明，藏独在国内的影响日渐式微，也证明中央政府举措有方，地方政府落实得力。

早在1月下旬，流亡印度的数个藏独组织即公开煽动抵制今年藏历新年，并宣称要用各类“抗议”手段将2009年变为“黑色之年”，2月中旬到3月末的敏感期无疑是这些势力挑战北京、借助舆论对中央政府施压的最佳机会。

去年拉萨“3．14”骚乱爆发伊始，内地舆论一度缄默不语，致使藏独组织在海外大肆发声，在舆论战中佔据上风。据悉，此番备战，北京决定汲取教训转变策略，谋求“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邀请海外媒体在两会前进藏采访是北京这局“先手棋”的集中体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总结“3．14”骚乱等重大事件的舆论得失时曾说：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力。在此准则下，此次海外记者在西藏享有的采访自由度不同以往；有随团记者返京后表示：在西藏，他们外出单独采访时并未看到有车尾随，也可进入寺院采访，现在感觉中国官方“已经做好了记者写各种负面报道、刁难问题的准备”。

增加透明度已经为北京加分，今年“3.10”和“3．14”国际舆论几乎风平浪静，就是证明。这种态势，既给海外流浪的藏独分子无形的压力，也增强了海外藏人心目中伟大祖国的凝聚力。日前，香港《东方日报》报道，10年前从西藏出走印度、并很可能在达赖喇嘛离世后成为“摄政王”的十七世噶玛巴喇嘛乌金钦列多杰表示，愿为尽快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出力，并希望能回到故乡。

相对于达赖，噶玛巴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明显温和，提及中央政府和解放军1951年进入西藏时，他分别使用“国家”、“解放西藏”词语。他并称喜欢中华文化，从小对汉人有好感。现年24岁的噶玛巴，在西藏东部山区出世，7岁时被确定为十七世噶玛巴，是中央政府和达赖共同承认的转世活佛，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噶玛噶举派(俗称白教)的精神领袖，在藏传佛教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1999年12月底，年仅14岁的噶玛巴离开西藏楚布寺出走印度，目前居住在达兰萨拉。

在印度期间，噶玛巴致力弘传教法，极少言及政治。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指，达赖喇嘛非常重视噶玛巴喇嘛，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内与他一起接见外交使节时，达赖喇嘛曾高度评价噶玛巴称：“年轻、充满活力、非常了解西藏。”

噶玛巴喇嘛曾在达兰萨拉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当时他表示，当年出走是自己的决定，当初在楚布寺时，连到西藏其他地方的自由都没有，他希望到印度向在上师(师傅)学习，但多次申请都被政府驳回；他同时也担心如留在西藏，18岁成年后可能会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届时将被迫发表对达赖喇嘛的坏话，或在西藏问题上说一些中央政府想听的言论。

噶玛巴出走后，2004年5月，新华网曾发表题为《楚布寺众僧俗期盼第十七世噶玛巴早日归寺》的报道，希望噶玛巴能早日回来。噶玛巴对此表示，“每个藏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也很期待这一天。”

香港《明报》报道说，中央政府对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海外藏人精神领袖噶玛巴持怎样的态度，取决于噶玛巴是否继承达赖的政教合一身分，成为藏人流亡政府的实权领袖，以及其领导下的流亡政府会否改变对北京的立场。假如噶玛巴在达赖逝世后只继承精神领袖地位而不插手政治，北京将愿意与他恢复沟通关系。

据透露，中央有关部门早已开始研究达赖逝世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及相应的对策，首要的一条是不承认达赖挑选的转世灵童。中央政府和自治区政府将严格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规则，在藏区小孩中找寻下一任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人选，用清朝传下来的金瓶掣签制度确认及敕封，如果达赖不按传统办事，其钦点的接班人将不能在藏人心目中建立起权威地位。其次，中央研判在下一任达赖长大成人之前，藏人精神领袖会出现“真空”状态，噶玛巴作为藏传佛教传统上第三号人物，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很有可能成功填补这个真空，北京因此完全看到他的重要，也希望跟他恢复沟通，但关键是他会否同时“摄政”，参与领导流亡政府，他不得继承达赖的路线，大力游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

不过，十七世噶玛巴离开楚布寺时，他在留给寺庙的信中说，此行是为了去国外取历世噶玛巴活佛的法帽和法器，“不是背叛国家和民族，不是背叛寺庙和领导”。如今，在寺院十七世噶玛巴活佛曾经居住的房间内，一切陈设还保持着噶玛巴在时的原样。噶玛巴的床上放着他14岁时的大幅照片；床边摆放着中外友人和信徒赠送给他的汽车模型；法座旁的书架上是噶玛巴已经读过的书。以往楚布寺每年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噶玛巴都要坐在主殿最高的三层窗户前，观看跳神和展佛。现在人虽走了，寺院仍然照例打开主殿三层的窗户，并把噶玛巴的法座摆放在窗前。活佛居住的房间如今每天依然有不少人前来朝拜。

噶玛巴离开之后，楚布寺的一切佛事活动并没有任何变化，由第十七世噶玛巴亲自认定的鲁本和翁则负责主持，重大佛事活动中他们也会向信众赐福、弘法，但他们的影响力毕竟无法与噶玛巴活佛相比；而且，鲁本和翁则本应每三年轮换，但因噶玛巴不在寺里，无法轮换。楚布寺的喇嘛说，寺里多数喇嘛都相信噶玛巴在信上说的话，大家都猜测他现在暂时无法回到楚布寺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恫吓，楚布寺以及西藏的信众都希望他能早日回到西藏。

这一切都说明，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所有流亡海外的藏人，只要放弃分裂国家的立场，珍惜百万农奴被解放后的平等、和睦生活，就都能回到祖国，得到祖国和人民的原谅。

中央政府、祖国人民的和达赖流亡集团的根本冲突和矛盾，不是什么宗教问题、人权问题、民族问题、文化问题，而是要不要保持中国的统一，要不要允许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问题。任何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中，都不会有一个国家，允许有人企图以宗教的名义分裂自己的国家，欧美是这样，中东是这样，非洲也都是这样。而达赖方面，提出要在中国的1/4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谓“大藏区”，要赶走中国驻扎在那里守卫中国国土的中国军队，要赶走世世代代在那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这样的行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是坚决反对、甚至坚决镇压的。

笔者以为，一方面，我们期待达赖喇嘛能够了解祖国和人民的愿望，用实际行动创造条件，不要做政治和尚，而是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领袖，争取早日回到祖国，回到西藏。同时，也盼望噶玛巴不要重蹈达赖的覆辙做政治和尚，支持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回到楚布寺主持佛事活动，成为西藏人民名副其实的活佛。

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的决策下，中国媒体逐渐取得了在国际上关于西藏的话语权，但能否赢得主动权，决定的因素不是在于如何让一部分人比如外国记者说话，而是在于怎样保证国内的民众同样拥有话语权，让国内的媒体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外国决定不了中国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才最终决定中国的事情。如果仅仅是功利性地透明度，是不会有公信力的。执政者要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因为暂时的因素，保持了舆论的开放，那么其成效就只能是暂时的。就如去年奥运会的辉煌，惊心动魄；但紧接着的毒奶事件更让人惊心动魄。那种辉煌，很短暂地就被毒奶浪潮冲洗掉了。

3月28日，是西藏自治区决定设立“百万农奴解放日”后的第一个纪念日。基于上述两方面的理由，笔者建议，这个纪念日不仅要颂扬百万农奴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希望更多地体现西藏人民对目前生活的要求以及对未来的真实愿望。也许这样，更能够突出中央政府反分裂国家的成效，并巩固这种成效；话语权、主动权、公信力的目的，也都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