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

1883年是一个能给所有经济思想史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逝世，凯恩斯出生。逝去的是一个饱尝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之苦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诅咒者，出生的则是一位父母均为博士一生春风得意享尽富贵荣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和缺陷修补者。

120多年来，世界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在相当大程度上都与这两个人的思想学说和政策主张有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说中的革命结论曾衍生一个称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集团”和现在仍活跃甚至在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凯恩斯仅凭国家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就使得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60多年的熨平波动相对平稳快速的黄金发展期。仅仅两个人就能产生这样的长期影响，这的确是个令人啧啧称奇的历史现象。

特别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从美洲欧洲到亚洲，无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又想到了这两个人。据说，2008年圣诞节前后，欧洲图书市场上《资本论》的销量是10年前销量的100倍。甚至连法国总统萨科齐都开始煞有介事地研读起《资本论》来并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张来充实自己的资本主义改良建议。而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重要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府赤字的宏观调节政策和解决内需萎缩、经济衰退、失业扩大等一系列恼人的问题。

人们都十分清楚，“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是基于对金融危机不同诊断提出的政策处方。

“回到凯恩斯”，这是对所有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困扰国家用政府干预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行动的一种概括，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类可归结为凯恩斯主义倾向的反危机措施。所以，在“回到凯恩斯”这一口号下，几乎不存在根本分歧，那些几十年来一直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采取各种反危机措施方面甚至走得比经典凯恩斯主义更远。我们都知道，理论上说，凯恩斯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理论以及后凯恩斯综合派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所有在上个世纪业已出现过可与凯恩斯沾亲带故的思潮和政策主张，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欧美一些国家政府的综合配套刺激方案前，都已显得内容单薄和苍白无力了。目前西方主要经济体已经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收入政策和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几乎穷尽了所有可用的招法，这些招法不仅牵涉需求刺激、预期引导甚至包含强化监管和国有化这些多年以来一直受到责难的各种行政性手段的运用。从本质上说，凯恩斯主义解决的主要是中短期宏观需求失衡问题，是一项仅与经济体系中流动性和总需求水平扩张有关的经济学流派。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原因极为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同7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还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体制性弊端、社会矛盾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均累积了年深日久的问题。这些问题单靠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等政策是不能够解决的。因此，许多人在危机和衰退的打击下，自然会想到那个早在160多年前就给资本主义制度从道义上宣判了死刑了伟大思想家——马克思。

“回到马克思”，其暗含假定是本次金融危机生成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贪婪还是政府政策及监管机构的失误，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体制性现象，要矫正那些扭曲的经济行为和治愈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都必须采取一些更有力度的制度性变革措施，而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来达成战胜金融经济危机的目标。从已获取的资料看，自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海啸进而在2009年1月开始美、欧、日等重要经济体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趋势以来，怀念马克思的情绪在欧洲抬头倾向明显。这是因为，欧洲资本主义与美国式资本主义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别。在美国的意识形态中，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下冷酷竞争式资本主义200多年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从来未发生过动摇；而在欧洲有相当多的国家实际上信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们对美国式资本主义一直就颇有微词。当然，对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股独大现象也常常心存忿忿。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终于拖累全世界成为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发源地和罪魁祸首之后，在欧洲各国的社会情绪中出现同美国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除了上述欧洲式“回到马克思”之外，还有一种非欧洲式的“回到马克思”，如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以及中国某些学者和干部，在他们看来，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又一次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在他们的理解中就是要坚定自己原本的社会主义信念。对于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分析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和政策主张似乎更有现实意义。

在改革开放30年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讨论中，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在论及发达市场经济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当成是市场经济的楷模。的的确确，美国市场的经济体系、金融市场机制的发达完善程度在西方国家中稳居冠军宝座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些经济金融优势加上政治军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和影响力，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也毫不为过。一个国家能够在近百年时间中保持全面竞争优势，这背后肯定有其资源、战略、体制和人事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美国却突然成了灾难的发源地、罪恶的渊薮，美国用“有毒的债券”骗了全世界，全球大多数国家学习的经济体制榜样倒下去了。从这一点说，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受的不仅仅是金融损失、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制度公正性和道德信任方面的损失。任何社会思潮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当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持续时间足够长，当危机和衰退造成的失业和贫困超越范围广泛人群承受度时，人们就自然会想起那个曾经宣告“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的伟大哲人马克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必然累积出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冷静分析、关于资本根植于剥削土壤的深刻断言、关于资产阶级“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的精彩评语，还有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篇调查报告，都在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它一定要被更公平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如果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危机和衰退持续时间达5年以上，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出现信任危机，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出现动乱；假若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在2010年基本消退，世界经济在两年内基本复苏，人们就会重新称许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就是说，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演变将最终决定全球社会思潮的走向。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愤世嫉俗者中的“回到马克思”倾向，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反资本主义斗士出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回到马克思”之类的想法，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20世纪的两种经济制度竞争中，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已惨败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那场经济制度竞争出现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政治结局——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体转向资本主义。在那场制度竞争中有一个异数，那就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中国。通过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就由一个贫困孱弱的穷国变成了一个GDP 总量居世界第三、进出口总量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金融大国。但认真总结中国经济神话的奥秘，得以创造这个奇迹的并不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而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创造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从这一点说，如果依照某些反资本主义斗士在本轮危机下表现出的“回到马克思”倾向里所暗含的政治经济主张去实践，中国的未来发展也许会遭遇左倾复归的风险。

本轮金融危机对中国、对欧美日、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世界所有国家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和调整机遇。毫无疑问，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为本轮国际竞争的初始条件，中国在充裕的流动性、健康的银行体系、安定的政治社会基础、强势的政府动员能力等许多方面都拥有反危机比较优势，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继续在体制、战略、政策和人事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整和改革，不在各种错误口号中迷失方向，在保障经济快速成长中达到发展模式转换的目的，彻底解决过去30年中在环保、民生、吏治、政府效率、资源使用不经济等方面积压的问题，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在全球化中发挥作用。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现在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世界仍然是“1+X”（即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与若干大国共同主导世界），中国的目标应当是在未来的30年中，把这个“1+X”变成“2+X”，即占据较大优势的中美和若干大国共同主导的世界。

那么，在“2+X”的新世界格局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趋势是什么？我确信，到那时，人们肯定还不会忘记在1883年出现的死生交替的两位哲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掘墓者马克思和资本主义的政策维护者凯恩斯，但历经几十年方方面面的翻天覆地变化后，人们也许会更多地想到那个已被遗忘多年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趋同论”的荷兰伟大学者——简·丁伯根。 （2009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