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有两个重要周年纪念日，一是“3.14”拉萨骚乱一周年，二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50周年、达赖流亡海外50周年。此外，5月会迎来“5.4”运动90周年，10月1日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等等。因此政府高度警惕，年对稳定的关注似乎特别严肃，甚至超过去年北京奥运；官方权威媒体曾警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已专门成立了一个高层委员会，以确保社会稳定；官方媒体高官证实说，该委员会在各级政府都有分支机构。但哈佛大学政府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教授伊丽莎白·佩里说，中国政府对有些政治色彩很强的事件高调举行周年纪念有适得其反的危险性，庆祝越高调，回应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说，曾由上海和北京学生发起的“5.4” 纪念活动就激发当年的学潮。

不过，今年中国的安全防范措施非常广泛且严密。一些分析家对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大打折扣。由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一般老百姓是不会去想破坏这种他们正享有的社会稳定局面的。但是，人们在周年纪念活动时发声，希望让执政者听到民众的要求，朝着人民想要的方向推进改革，却在在逐渐成为网络上的主流声音。

事实上，随着城乡居民政治生活素质的改善，网络言论自由的逐步开放，以及征地拆迁腐败、公安司法暴力等淤积问题得到逐步的公正和合法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也正在得到舒缓。目前，面临的症结，是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即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失业问题。尽管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在4%，但一些非官方的估计都认为这一数字可能高达8%，而且都深信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大幅上升；如果不能有效舒缓，那么失业率在今年年底，就可能翻倍。

所以，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在中外记者会上，强调要“千方百计促进就业”。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其中，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突出位置，而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灾区劳动力等群体的就业也是当局所关注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新措施包括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就业，给予社会保险和岗位补贴；到农村基层服务和参军入伍，给予学费补偿和代偿助学贷款等。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是“短期的紧急措施，治标不治本”。他说，这些措施都不够市场化，反而是行政手段，由政府出资提供职位，最终不会真正扩大市场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容量。

张鸣教授的担忧不无道理。然而，还应该看到这些“短期的紧急措施”，其中有着标本兼治的积极作用。在这些应对危机的措施中，也在事实上，是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危机发生后，带给中国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不仅让高层决策者感到忧虑，甚至连各地方政府掌权者也产生恐惧。权力结构上下都能认识保增长、保稳定的紧迫性。而要保增长、保稳定，先决条件是必须保民生。在过去的时间里，公权力一直几乎单纯地保增长，片面认为“保增长就是保民生”，将民生问题置于优先地位的主张，遭到了来自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因为注重民生问题，就势必会伤害官僚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经济危机的来临，在实际的抵抗危机举措中，他们会深切地发现，单纯地“保增长”，是绝对不能“保稳定”的。如果中国的体制和利益格局不朝国民的长远利益方向进行重大调整，不勇于牺牲官僚利益“保民生”，“保增长”将成为口号和幻想。尽管体制内还盛行以牺牲民生来维持官僚眼前利益的迷思，但将“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置于同样重要地位，确实是一种进步。“保民生”虽然因“保稳定”而至，但对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冲击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为抵抗经济危机的侵害，战胜经济危机，今年政府投资力度大、新上项目多；但温家宝强调，要确保监管到位，绝不能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各级政府都要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民主监督，强化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监督，“做到行政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落实到哪里，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这些措施，其实也应该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内容，对将来政府行为的规范，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温家宝还强调，要以规范制度和制约权力为核心，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领域和环节，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同时也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依法惩处腐败分子。而且，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案自1994年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笔者的印象中，似乎中央高层并为对此进行过正式表态，而在这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与网民交流时，表示正积极准备这么做。温家宝并坦言，政府工作“与人民的期待仍有不小距离”，“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行政效率有待提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域比较严重”；

这些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必须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大局，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温总理承诺将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大幅度投资，长期而言完善社会保障网络有助于刺激消费，短期来说用投资刺激增长仍是必要。中国目前的处境比谁都好，而且通过刺激内需来弥补出口的缩减在今天是佳计，明天也是良策，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也有好处。英国《独立报》报道说，温家宝确实充实了刺激方案中关于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开支、鼓励消费和缓减就业压力等方面的内容。文章说，中国政府担心经济不景气导致社会动荡加剧，所以加强了这方面工作。

英国BBC也认为，虽然今年“两会”谈的重点是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产生的相互作用正影响中国着的政治体制，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分水岭。虽然日前大陆媒体广泛发表捍卫中国人大制度、驳斥西方民主的文章，这在另一方面似乎说明高层已对关于中国政改发出的不同声音感到压力。

改革开放已经30年，发展至今，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俗话说“穷”则思变，这些年中国不让百姓思变的办法就是不要让大家感到“穷”——贫穷之“穷”；即便是穷，也让百姓有摆脱穷的盼头；这是中国改革截至目前走的一条道路，而且是正确的道路。因此，“保增长”既保住了公权力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也让广大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改革开放三十而立之际，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就迫使中国改革进入以政改为重心的改革。但发展经济有章可循，“有中国特色的政改”则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出现彷徨和迷失。

因此，温家宝表示，中国要完成两大任务，其一，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其二，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温家宝的这两句话，就是平衡和化解“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这三者之间的冲突，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中国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导致权贵资本的产生，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成为“稳定大局”的最大威胁；但如果没有持续增长的经济，缩短贫富差距缓解社会不公、稳定社会大局，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温家宝“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句话，其实就是涵盖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目的。老百姓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也万变不离其宗，要的也就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然而，仅仅是发展经济，就不能做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30年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和社会不公的加剧，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那么，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过建议和意见。比如，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发表的《越南改革值得关注》，对中国“政治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最为突出的就是要中央领导人的“差额选举”；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撰写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表示民主虽有其弱点，但却是目前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甚至温家宝本人，还在2007年2月发表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当然，中央领导人多次宣示过，中国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这种宣示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况且，就是西方之间，各自也有特色，绝未对一个模式进行“照搬”。比如美国，就没有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促进了该国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而“照搬”英国将华盛顿立为国王，而是进行有美国特色的联邦合众。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精髓是一致的，即温家宝所阐述“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追求。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和历史，更具有特殊性。但无论怎么特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必须的。若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必须实行公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必须追求民主、法治、人权、平等。

有媒体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端于西方，萧条之中的中国经济仍是亮点，这增添了中国坚持和宣传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底气。有些人将这次金融危机归咎于西方市场和民主制度的失败，未免过于简单。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危机迟早会发生，关键是以什么形式、何种程度发生，不外于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多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保持着整体稳定，既得益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中国老百姓对于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加剧的坚韧承受能力。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数量庞大的失业，却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遇到的这次危机，有助于中国走向成熟、自信、公平和均富。

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这样向中外记者说，“我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笔者认为，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只能来自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不断推进。在目前经济危机形势下，化危机为转机，加速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是中国一次难得的机遇。如果中国能顺利渡过这次“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经济难关不能过，即便有，也是“百年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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