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提名查尔斯·弗里曼为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弗里曼的中文名字“傅立民”在中国广为人知。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见证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过程，是长期以来对中国友好的“中国通”。

凭资历，傅立民完全有资格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但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鉴于他跟中国、沙特等国家的关系，他们对这一任命表示担心，并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检察长爱德华·麦克古尔对傅立民进行调查；他们特别指出，傅立民曾担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理事会理事，与这项职务形成利益冲突。

批评人士说，拥有中文名字傅立民的前美国驻沙特大使弗里曼在中东问题上过于批评以色列，而在中国问题上过于偏袒北京，比如傅立民在一次讲话中，把去年3月西藏发生的动荡描述为“种族暴动”事件。华盛顿安全政策中心主任、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盖夫尼说，傅立民在中东和中国问题上的立场使他不配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不论是共产党中国，还是沙特阿拉伯、伊朗或者哈马斯，我们看到傅立民一次又一次在为这些政府说话，还常常与他自己国家的立场和利益背道而驰。”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伯曼说：“他讲过的一些话看来倾向于反对以色列或过于亲近中国。”

此外，美国87名人权分子联名上书总统奥巴马，要求他不要批准对傅立民的提名，他们指责傅立民在一些“人权问题”上为中国政府辩护。

情报总监布莱尔对他做出这项任命进行了辩护，“在经历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的最佳途径是让情报部门的人持有很坚强的观点，然后我们从这些观点中得到最好的想法。经验丰富的傅立民大使将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很大贡献。”

面对强大的反对意见，美国著名外交家傅立民表示不会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一职，并指责美国国内的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和个人对他进行恶意中伤。

其实，傅立民因对中国友好而受到责难并不是第一次了。中美建交之初，一直参与了建交具体工作的傅立民被视为“亲华派”，没能如愿获任驻华大使一职。

傅立民家族与中国渊源深厚。其中国姓氏“傅”是一位山东总督为他曾祖父起的。傅立民的曾祖父是一名水利工程师，1915年就来到中国，曾在清华大学任教。1920年，他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参与了我国三峡大坝的最初设计。傅立民的曾外祖父帕克先生是美国第一批社会科学家，也曾来中国，并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成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领路人。

傅立民本人，是美国知名的中国事务和外交事务的高级专家。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时傅立民担任总统首席翻译；1973年，他协助开设了美国驻北京联络处；1981年到1984年，傅立民担任美国驻华公使；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担任过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93年到1994年，他担任美国国防助理部长，其间访华和恢复了中美两军交流。傅立民多次访问中国，参与了许多高层次官方交流和民间交流，并且在台北也担任过美国高级外交官，他儿子查尔斯·弗里曼也是中国通，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代表，目前是华盛顿政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

傅立民弃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是中美关系一大损失。他不仅是美国务院的中国通，更重要的是他对中美关系有着深刻而正确的理解；不仅熟悉大陆，而且熟悉台湾；他还是美国国务院极少数会说台语（闽南话）的官员，可以和台湾本地人直接沟通。

从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到现在，整整37年间，傅立民直接参与了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美国对华关系建设，他的见解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或代表了美国各界对中美关系的主流看法。傅立民认为，尽管时常出现争吵、分歧和矛盾，但中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好的。美国是个世界强国，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中美两国需要一个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世界也需要一个“全赢”的中美关系。为了实现这个前景，两国需要更充分广泛的彼此了解。

傅立民说，中美两国之间的最根本问题是台湾问题。但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似乎是带有情感多于理性的性质，更多考虑的是国家尊严而不是国家利益。基于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验，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摆脱外国势力影响充满了激情，那是不奇怪的。然而，很少美国人知道这些历史、很少美国人理解这些历史情感力量和台湾问题的关系。同样，也因为有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对美国人民出于国家责任感和荣誉感、将不惜代价努力避免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道义立场，中国方面也有理解困难。两国是由不同历史经验组成的非常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回顾影响了我们两国的关系。

然而他认为，不管怎样，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是外国人的事情；就此来说，中美两国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分歧。美国方面说明了它的立场：只要和平解决，不管海峡两岸达成什么解决方案，美国都能接受。

至于美国为什么要一个“台湾关系法”，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宪法规定政府部门权力分散、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享权力。在美国的制衡原则的系统里，立法对美国人民能做到中美公报认同的“跟台湾保持文化、商业和其它非官方关系”来说，是必要的，美国陈述了外交关系从台北转向北京的前提是“和平手段决定台湾将来”。在1982年8月17日的公报里，里根总统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都清楚指明，不管两国在台湾关系法的提法方面有什么分歧，双方都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但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行的。美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基于两个重要的考虑，一个是实际操作上的，一个是道义上的，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判断。即便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发生了战争，那也会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造成重大的不安定影响。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用武力，多数美国人和许多亚洲人会认为那是美国的失败和对老朋友说话不算话；那将使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对他们跟美国的结盟关系的价值发生疑问。最后，台海战争，不管结果是什么，将会导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长期敌视。假设大陆决定采取武力行动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将尽力保护。在台湾战事中，限制升级是很困难的。不管谁“赢”，都会摧毁台湾，推迟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和美国会陷入一种长期仇视和可能是断续的冲突之中。

他说，这是中美两国人民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傅立民认为，维持现状对“一个中国”的国际承认和与此相关的台湾实体关系通过时间和谈判解决，尽管很笨拙和令人失望，但对有关各方面来说，比单方面改变现状要好。如果台湾和大陆能通过和平的、海峡两岸双方同意的方式实现统一，那么，那将消除美中冲突的唯一潜在起因，它将排除海峡两岸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它将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那将是全嬴，没有输者。

因此，傅立民极力反对台独。比如陈水扁当政后，让程建人出任驻美代表；而程和傅为旧识，亦有多年友谊，岂知程到任后拜访傅时，傅竟对程说，“在你担任驻美代表期间，我们最好不要有来往。”可见傅立民对待台独问题的坚定立场，甚至不惜中止与扁任命的老友程建人的交往，以示其对台独的绝决。

在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是不能碰撞的禁区。美国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实渊源于数十年来美国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不过，他们心里虽这样想，却不敢公然讲。比如前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裴西，就因主张巴勒斯坦应有自己的家园，而被在美的犹太人和以色列游说集团围剿，遂在竞选连任时中箭落马，失去参议员的宝座。

但傅立民却不顾个人得失，本着道德良知和美国的终极利益直言不讳，主张美国的中东政策必须改弦更张，不能为了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傅立民还指责炒作美中贸易问题非常无聊，认为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毫无根据；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只占美国贸易赤字的1/4，如果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的话，其他国家如印尼等会马上填补空白。因此，这不是什么美国与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国与世界的问题。

因此，傅立民遭到美国“人权”分子、亲以色列游说团及国会山庄上的犹裔议员们抨击，指控这位前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太亲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有先天的成见，亲华而无视人权。并且以他担任主席的“中东政策委员会”接受沙特阿拉伯的金钱支援、曾担任过中海油国际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为由，指责他与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有商业利益，在人格上抹杀他。因此，逼迫傅立民主动撤回自己的新职。尽管傅立民的任命无须参院批准，但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他选择了放弃任职。反对傅立民任职的人们则认为傅知难而退，是他们的一大胜利。

傅立民临去强烈批评亲以集团对他恶意毁谤，而这些反对者使用的手段则是“不名誉和低下的”，包括“人格谋杀”在内。从短期来看，这似乎是反对傅立民任职者的一个胜利，但傅立民正本清源、主持正义，从长远看，终归是美国的失败。

应该承认，傅立民弃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是中美关系的损失，是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的损失。但最终还是国际关系的损失。当美国政坛逐渐形成以僵化的思维去考虑国际关系、并以此形成决策定式的时候，美国政府将焦头烂额，四处碰壁。傅立民弃任事件，只是美国一个令人沮丧的信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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