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财政监管
最近,李炜光教授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谈了一个题目《从公民参与式预算起步的中国民主之路》,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民主的本质而言,就是公正合理的管理公共资源。因此,财政监管其实就是落实和维护民主的经济基础。可以说,没有财政的有效监管,就没有民主、宪政。
过去,中国的独立知识分子,都把研究和介绍的重点放在了民主起源和整体框架设计上,这固然是很好的。但总是这类题材,就会让国民觉得民主离我们很遥远,与自己的利益并不密切相关。没有利益驱动的事情,是很难普及和长久的。这其实是中国民主启蒙的困境所在。
后来,一批有独立精神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来了。他们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把民主宪政问题,聚焦到了财政监管、税收监管上,这就把钱和民主有机地联系到一起了。李炜光教授就是其中优秀的一位,我几年前见过一次李教授,他看起来温文尔雅,有礼貌,很低调。后来,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网络交流。
在他接受南都采访后,他将采访内容放进了一个圈子征求意见。我看后觉得很好,估计正式发表时会有删节。这是中国特色,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必太在乎这些特色。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说:“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表达。”其实,更要强调的是,独立知识分子应该争取在有限空间下实现尽量表达。有总比没有好!
就财政监管,我觉得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方针目标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监管?由谁来监管?这其实是民主宪政的话题。许多学者都引经据典地论证过,结论是:要监管,要由国民及其代议员来监管。这在文明国家都有各种行之有效的成熟制度,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在此,我就不做老生常谈了。
不过,就怎样监管的话题,我到可以发表点意见。其实,我过去也写过帖子介绍怎样监管。只是不怎么系统。如果前面的方针目标定了。我们谈财政监管,就完全是一个财务技术问题了。在谈财务技术问题之前,我们还要谈一个公开和保密的问题。这就是财政预/决算案,必须向全民公开,这其实是与公司一样的,经管层必须向股东公布财务预决算报告。国民是国家的股东,要求看到财政预决算报告是完全合理的。保密的理由完全不会广泛存在。少量涉密项目,可以由代议员选出专门委员会监管。这只是个技术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预决算报告的公开性。
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主要是财政预算是否要被监管?被谁监管?等方向性问题。但是,许多官员也借监管的财务技术问题胡弄国民,许多国民也下意识的认为,由于财政的规模特大,无法在技术上实行有效监督。
我要说,这是由于国民普遍缺乏专业财务管理知识所致。因此,从财务专业角度上论述国家财政监督的技术问题,向国民表明这些监督其实都是非常成熟的财务技术。也有利于实现方针目标的确立。
就财务技术问题上来说。预决算的监督是非常成熟的财务技术,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国内外许多组织机构都广泛采取。尤其是企业,稍微有点样子的企业,都会实行预决算管理。借鉴这些成熟经验,财政预决算的监管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1.预决算科目的设定要被国民认可。
就国家财政的科目设置要法定化,惯例化,考虑到国家财政的庞大,可能要分几级财务科目才能描叙清楚这个预决算,那么,至少可以先让一、二级科目法定化。其它科目在限制金额上限的前提下,惯例化大部分,法定化小部分。所谓法定化,就是科目的定义法定,科目的增减法定。就是要获得授权者批准,这在一些企业里早就实现了,我投资的部分企业都实现了。
所谓惯例化,就是决算的科目如与预算不同,或者下次预算的科目与上次不同,政府要主动解释,解释要得到国民同意。不解释就是错,解释不南北接纳也是错!惯例化与法定化的差别是,法定化是事前审批,惯例化是事后审核。惯例化只是解决立法速度无法满足预算科目变化速度的问题,最终,惯例都会成为法条。
2.在固化了科目后,在各科目下装金额,就完全是财务技术问题了。当然,审议科目金额多少合适,就既是财务问题,也是政务问题。各方政治势力的年度角力场也主要在此。
3.财务审查。
有了科目定义和科目的金额限制,就可以审查每一笔政府支出的合理性。这纯粹是工作量的问题。怎么审查?有了预决算科目和金额限制,简单对比预决算报告就能很大程度上实行有效监管。稍微深入点的审查,还可以抽查一些内容,只要按下面四个步骤进行,非财务专业人员都能发现很多问题。
一是支出入在那个科目?
二是支出是否合符该科目定义?
三是如果合符定义,该科目下的总费用是否超支,该笔费用是否符合该科目的单笔支出规定?
四是该笔支出的授权是否符合程序规定?
综上所述,财政监管在中国的难题主要是在方向问题上,即要不要管?谁来管等问题上,这其实是早就有答案了的。只是官府百般抵赖,他们自己也知道站不住理,所以就用规模大、监管难、效率低等技术问题作为歪理来抗拒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问题也就成了方向目标问题了。因此,阐明技术问题并不是真问题,也就有利于方向目标的确立。这是现阶段推动财政监管的独立学者需要注意的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