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假如我们认可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的观点，那么，中国这个人民币的两面都有点模糊？不用说按现代国家在国际准则下流通，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流通风险成本很大，很暴力。因为，从根本上总让人有一种疑似假币的感觉。所以，笔者以为，只有让民主与法治使这个硬币的两面都清晰起来，才是杜绝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的解决之道。借用我在山坳上的中国自然出产山寨文化一文观点：这种“山寨”版“硬币”的流通，源于我们近百年的探索仍没有走出二千年的历史误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以民主打江山，用法治搞独裁。也就是驭民术在“政教合一”统治下的综合体现。用当今的观点，“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和人才的竞争，也不是技术的竞争，而是制度的竞争。从中国长远来看，应该学习的是制度改造。”参考：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

如，近日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撰文指出：“关于民主与法治。从根本上说，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条件，不可分离，它们共同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

俞可平认为，民主的根本意义是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若没有法治，公民的民主权利就有可能随时被剥夺，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法治包含法制，但不等于法制。法治意味着健全的法制和严格依法办事，但法治的实质意义，是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法治，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因此，法治的真谛在于民主。说有民主就无法治，要法治就不能要民主，这是危言耸听。”

俞可平说，“关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过程。真正的民主，应当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和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事实上，不管对民主怎么分类，如果从环节上看，两个环节最重要，第一个环节是民主选举。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可人民对国家的统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间接统治就离不开选举。第二个环节就是决策，这里面包含了协商民主。当一个官员被选举出来后，一定要有一套制度来制约他的权力，让他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利益相关者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可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处于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它们不能相互取代。”参考：重要的不是“不折腾”的译法，而是对“不折腾”的定义

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

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但是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

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也取决于该一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

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忿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

尽管中国政府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诸多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看到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在沿海地区，随着大量的工厂的倒闭，失业工人队伍越来越大，尤其是农民工。问题是：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利益分化已经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各种主义，各有支持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的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从本土培育的或者西方进口的主义。各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宗教也反映了这个趋势。

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不过中国的各种主义之间并没有多少直接的争论和沟通。各种主义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很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话语。经济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今天的经济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

经济自由主义很难解释中国社会的分化，也缺乏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一些人看来，经济自由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社会改革的障碍。

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经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改革的出路。所以，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

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往往向后看。无论新老“左派”还是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和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被用于指向社会低层被动员起来的状况。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低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和特权阶层。

双方面似乎很难找得到妥协的基础。一方面，既得利益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利益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低层社会层面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但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可认可的意识形态重要起来。

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总体来说，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处于一个衰落状态。因为长期秉持“不争论”路线，有关方面倾向于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时地干预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不明确。

尽管努力达成个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但既看不到妥协的意识形态，也看不到有效的妥协政策。虽然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低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须建立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出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

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革命局面。尽管有人会说一场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革命也并不可怕。可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表明革命之后可能又来一个重复。这与革命的愿望刚好相背。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明确确立本身的改革路线及其方向。一方面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阶层的全面接触政策而达成改革共识，另一方面更需要下大力气加快建立能够促成社会利益妥协从而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制度。

要达到社会共识，“不争论”路线应当得到修正。这个路线如果继续下去，只会导致执政党改革话语权的继续弱化甚至丧失。当社会的各种力量各自对自己的支持力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的时候，执政党本身更应当感到迫切的压力。

如何通过大争论来达到社会的共识，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

附：从“真假共和”，看近代中国的首次百年民主转型

论宪法的精神：以人为本，不如以法为本

后记：有意思的是：笔者日前也注意到俞可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文，似呼与其“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观点相背？因为，中国是中国，中共是中共，作为中共的观点相信无人疑惑，但作为中国的观点值得商榷？就如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总让人联想起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包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形态的角度看，无疑与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冲突？毕竟十三亿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并不完全都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者”。这就是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一文观点。即，如何确立社会的共同价值，这应当是执政党宣传和理论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倡导“党政分开”的观点？参考：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终极价值

当然，我可以理解，俞可平这两篇不同观点的文章，或许与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两种身份有关。但不能理解的是，为何我们总是一面解决问题，又一面制造问题？这种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及其后果何时是个头？如我在文明的冲突：从历史终结，到乱世将临一文结尾所述：世界上有两个魅力难分伯仲的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和社会主义中国，首先应都是人类社会，宪法中又都不乏共和、民主等字样，要说难分伯仲的也只能是人民。在笔者看来，可怕的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终结，而是现实条件下的乱世将临。换言之，在中国是法治造就民主，还是民主造就法治？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就如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法治：假若你认为中国有法治，那是你无知？假若你认为中国无法治，那是你无识？参考：朱元璋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