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究竟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但又非常容易被遮蔽的问题，原因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那些不遗余力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基于其基本诉求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过去30年里中国政治发生的显著变化，同样，那些对政治改革抱持谨慎保守态度的人会想方设法证明，中国的政治实际上一直在取得进步，与文革刚结束时相比，其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

去年12月初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个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国内知名政治学者、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的一个报告令我印象深刻。他在列举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姓资姓社讨论”等一系列我们记忆尤新的当代重大节点性事件以后得出结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每一次的重大经济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力解放之前，都经历过一次相应的政治观念的重大突破——政治变革是经济改革的前提。事实上，假如没有政治上的突破，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李君如无疑是有道理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未“设计”过什么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他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家，他的主要功勋就是带领中国共产党突破一个又一个过去的意识形态禁忌，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开拓空间和动力。据我所知，撇开身在其中的政界官员本身不说，对中国政治持类似看法的学术界人士不在少数，包括因出版《江泽民传》而在中国读者中名噪一时的美国投资银行家兼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这位西方媒体眼里的“中国的辩护者”在新近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Robert Lawrence Kuhn《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30Year Reform：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World》，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一书中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作出了许多正面评价。

然而，政治就像一个人的行为，做什么（行为的内容）和怎样做（行为的模式）是两桩不同的事情，李君如教授和库恩博士显然都把过去30年里中国政治的内容与中国政治的模式混为一谈了。我的看法是，改革以来中国政治的内容确实发生了无与伦比的变革，但期间中国政治的模式则保持了基本稳定。改变的是政策，而非政策形成的程序。简单地说，以前用来搞阶级斗争的那套方法，现在被我们拿来推动经济发展。目前社会普遍要求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运作的模式方面，而非政治行为的内容方面——社会上并没有多少人对“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和“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些过去和未来的奋斗目标有什么异议，他们认为必须改变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因为历史经验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政治行为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内容的成败。

清晰地区分政治内容与政治模式的意义在于，这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自觉地辨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方向和范畴。尽管内容和模式相互影响，但两者毕竟不能相互代替。一般而言，内容的改变总要比模式的改变容易得多，其效果也要立杆见影得多。而当两者中的某一领域的变革动力因各种原因趋于衰减的时候，有意识地推动另一领域的变革，将发挥一定的弥补作用。进而言之，面对当下的困局，如果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如许多人所判断的很难推进的话，那么要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突出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在政治的内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具体来说，这就是许多人呼吁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30多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丝毫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它却极大的改变了党领导的方向，从而直接带来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

但不管怎样，正如李君如所指出的，审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走过的历史，有一个规律必须得到承认：变革的根本动力来自政治，是政治的变革建构了经济的变革，而非相反。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兼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其最新著作《一个自由派的良知》（Paul Krugman《The Conscience of a Libral》，中译本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一书中对里根以来美国经济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作出了全面的剖析和清算。应该说，我对克鲁格曼在书里表达的大多数观点和建议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但我认为克鲁格曼讲对了最重要的一点：在美国历史上，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究其根源，政治变化是问题的核心，亦即，“造成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发生在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其后。”（第5页）克鲁格曼由此得出结论：“中产阶级上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手上有关20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新政’。”（第13页）

在克鲁格曼看来，导致美国共和党在政治上“激进化”的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正是弥尔顿•弗里德曼等人鼓吹的自由放任主义政治经济主张。克鲁格曼说得也许不错，芝加哥学派代表、货币主义创立者弗里德曼不仅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更是公认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一生都在竭力反对政府干预。他于1980年出版的通俗学术著作《自由选择》（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Friedman《Free to Choose:A Personal Statement》，最新中译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几乎就是克鲁格曼《一个自由派的良知》的反光镜，这本在全美销量超过100万册的畅销书对大萧条的成因提供了与凯恩斯主义截然相反的解释，并对罗斯福新政到20世纪70年代这半个世纪里的美国日渐增多的政府干预作了毫无保留的批评。这里需要插一句，我个人更多地是弗里德曼的信徒而非克鲁格曼的拥趸。并且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尤其需要认真听取的，是弗里德曼的忠告，而非克鲁格曼的意见。异常有趣的是，即便是最坚定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主张者，弗里德曼开出的改变他所极为不满的现状的药方也仍然是政治性的——通过投票制定一条严格保障经济自由的宪法修正案。这就再度证明了我们先前提出并得到克鲁格曼印证的观点：政治决定经济而非相反。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的许多学者都无比乐观地确信，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会自动地带来政治的变革，进而造就一个民主宪政、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现代化中国。过去20年来的历史已经让越来越多人摆脱了那种盲目的信心，但仍有人对此深信不移。我试图通过本文阐述的观点是：经济的力量或许的确能够影响政治，但这种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相反，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才是决定性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批市场派人士把结果当成了原因。之所以会在政治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出现一段时期的巨大经济变革和高速经济增长，原因在于任何政治结构内部都是有弹性的，只要不突破这一弹性空间，这种经济变革和以及变革带来的增长就有可能产生。而弹性空间的大小，决定了经济变革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当一种经济变革到达极限时，再想获得质的突破，则不是经济力量自身所能成就的，必须通过有意识地推动政治变革来实现，其实质也就是扩大政治结构的弹性空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次经济繁荣期，但中国却并未因为这些繁荣就自动地培育出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来，原因就在于中国自秦汉形成的基本政治结构直到19世纪从未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突破。

但是，我必须进一步指出，我并不认为推动政治变革的根本性力量来源于政治结构本身内部。审视欧洲过去500年现代化历史，我确信，政治的变革来源于两方面的因素：在上层，需要经历一次精英知识群体的思想革命；在下层，需要形成一个能够承接这种新思想的社会结构。两者在欧洲分别表现为启蒙运动和市民社会，它们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种子与土壤的关系，如果再辅之以适当的时机（气候），政治变革（植株）就能生根发芽、蓬勃成长。对当前的中国而言，后者（亦即社会重建）的重要性尤为显著。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论，上述两者在目前的中国都具备了一定的雏形，但又都远未达到成熟状态，只要条件稍有变化，都极有可能胎死腹中、前功尽弃。

经济的变革和发展确实催生了改革前不曾有过的怀有各自不同诉求的利益主体，从而推动社会日益多元化，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取得的最大进步之一，并且很可能是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力量源泉。但是，要使得这些利益集团的博弈真正朝向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的方向演化，而不是朝与权力相互勾结，侵蚀社会普遍利益的恶劣方向异化，最关键的一个突破口在于必须形成一个规则普遍化的博弈机制。也就是说，尽管利益是不同、特殊和去道德的，但追逐利益的规则却是普适、开放和透明的。遗憾的是，眼下中国的利益集团基本上都是以限制性的、特殊化的规则在进行暗箱操作似的博弈。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不仅政治不可能由此改进，在30年改革开放中艰难地形成的并不茁壮的市场经济萌芽也终将被扼杀。

    写于2009年2月21日凌晨，改定于200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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