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里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所以千百年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会讲求名正言顺，特别是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必须要高举一面可以唤起民众的旗帜，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高举民主建国的大旗，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夺取政权后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公开宣称自己是独裁的（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到后来，举什么旗子的问题更被认为是方向、路线的大问题。作为政治斗争的分水岭，成了识别好人坏人、左派右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等等等一切牛鬼蛇神的试金石。

不过高举什么旗子，到后来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欺世盗名的幌子。只不过在这个礼仪之邦，人们信的就是这个幌子，没有它还真干不成大事，不信你看：

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打出的旗号是“大楚”，装神弄鬼搞出了一个骗人的口号：“大楚兴陈胜王”。

公元前209年九月，项梁、项羽举事时，为扩大影响力接受范增建议，打的是“楚怀王”的旗号。虽然“楚怀王”的孙子芈心是个昏庸无能之辈，但为了革命的需要也必须拉出来撑撑门面。

汉末，曹操安天下，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的是无权无势无德无能皇帝刘协的旗号。以曹操的经天纬地之才，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为了安定团结，为了落实三个代表也必须打他人旗号。

三十多年前 ，抓捕毛氏的亲信“四人帮”打的却是毛的大旗，虽有点好笑，但国情如此，国民信此，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细想想还真有点文革中常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

水浒中宋江领导的梁山壮士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他们知道，反皇帝是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叛逆行为，得不到法理支持，而反贪官却是朝廷上下一致的呼声，就连暗藏的贪官为了显示自己清白，也不得不在表面表示支持，这很有些像今天的社会状况，人们针砭时弊必须有度，不能口无遮拦；高喊捉贼可以，不能过界；投鼠可以，但应忌器，抓老鼠绝不能触碰老鼠窝。否则，就会大祸临头。

千百年来，驻留在中国人心中的魔，可谓根深蒂固；圣人、伟人崇拜情结源远流长。人们大都不会从制度上寻找行政效率低下、官商勾结、腐败堕落、道德沦丧、事故频发、造假成风等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原因，只盼望大自然造就更多的包青天、海青天，解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独立于法制之外的人治情结，就是我们最大的心魔！须知“好人”和“坏人”都是由各自不同的成长环境熏陶出来的。充分人性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监督“坏人”做好事，促使“好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独裁体制只能把领导人推上神坛，让世界都围绕着他个人转，官僚权利无限膨胀，怎会不出贪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曾向斯诺表白：“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说的多么直白，又是多么的自豪。当时一个七、八亿人口的大国，握在毛的手心里就像是一块橡皮泥，想捏成圆的就是圆的，想捏成扁的就是扁的，其灾难的根源难道不是独裁的政治体制吗？难道不是万民心中的圣人崇拜情结吗？

不废国人心魔很难普及民主政治，历代中国人都认为天下为公，但公天下必须为名正言顺有德君王居之，是为正统。这个观念，迫使一些人居天下而求正统，拉大旗而作虎皮，把自己描述成道德的典范，民众的代表，怂恿万民朝拜，唤起山呼万岁。拥戴有德君王成了时尚，而被推上神坛的君王就可以呼风唤雨，指鹿为马，别人想要改弦易辙，改朝换代，必须打他的旗号，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篡逆，万民已经习惯了聚集在君王的旗帜下，习惯了做君王的奴才，他们反对任何企图改旗易帜的行为。

为何当今社会上会有很多人重新尊孔，重新把孔子思想搬出来，重新将孔子及其后代儒学先师们确立的封建道德体系搬上了前台呢？因为现存的价值体系已然失败，社会道德已然崩溃，人们的思想已然混乱，社会礼制已全面崩塌。人们在痛苦中，反而怀念着封建中国长幼有序、克己敬人的“礼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循规蹈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人们的复古情绪中隐含着对当代政治的极大不满，表达了人们无言的抗议。

“中国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决策层的声音响彻中华大地，让人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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